语言的诗意与诗意的匮乏——论先锋小说的"抒情性"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主要艺术特征就是对叙事方式进行了极端的重视,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本结构与阅读效果.本文从"抒情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具体论述"抒情性"的成因、特征、得失,从而得出关于先锋小说的种种特征.     

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在中外交汇、古今争斗背景下发生、形成,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发端,始终没有摆脱传奇叙事传统的背景影响,既"承袭"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传统,又与西方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相整合,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完成了"现代"转型。     

在先锋与现实之间游走——评格非小说《隐身衣》

格非作为曾经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早期的创作特色主要集中在对"迷宫叙事"或"空缺叙事"等形式的创作上。然而,当我们翻开格非的中篇力作《隐身衣》时,无论是音乐元素的渗入,还是关于梦境的述说,或是对"隐身衣"的隐喻,先锋色彩依旧,但是"先锋"已经成为了手段,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命运的探求、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才是小说的终极追求。格非的"先锋"已经转型,他正用现代手段挖掘根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脉络,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传统"体贴"与现代"抚慰"——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观论

以往研究认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余孽、文学逆流,当下学界在认定它是文学现代化流派的一支时,又因其诞生于上海的殖民化语境,故过分强调它是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就其思想性与精神走向来看,该派既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表现方式的继承,"体贴"了市民生存观念的"现时"性状态,又最早关注了历史现代性实现之重要标志的现代都市的形成过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非对抗性转换.自然,其发展到末流无疑是一种恶俗,既有损其文学性,也消解了它诞生初的先锋意味,有其消费文化的堕落一面.     

从卡夫卡到辛格：中国先锋派的转向 ——以马原、苏童、余华为中心

先锋作家由"先锋"写作向平实"叙事"的转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先锋作家"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他们的转向同样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背景.因此,这个转向并非纯粹的"回归平淡",也谈不上"完成历史定格",更没有"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回到本土文化传统的轨道.先锋作家的新作,并没有偏离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的生命线.在"转向"的背后,更多的是从以前较多地摹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技巧,转向了以辛格为代表的创作方向.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先锋派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马原从"先锋的先锋"变成认同辛格反对现代派的批评家;苏童一度尝试摹仿现代派,但终因回到与辛格相同的平实叙事的轨道而显赫;余华由摹仿卡夫卡一鸣惊人,却因背靠辛格而走向成熟.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先锋派作家从卡夫卡到辛格转向的三种类型.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抒情美学":现代形态与中国经验

高友工的"抒情美学"以其细密的阐述、完整的架构、抽象的思辨,构筑出"中国抒情传统"之"本体论"的宏大叙事.这一构想,一方面借助西方现代美学的论述框架和概念体系,围绕"美感经验"与"艺术形式",建构"共时性"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又在"历时性"的文化史勾勒中,寻求中国美学抒情经验的合法性.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现代性"境遇中的"归家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二

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承担了在"现代性"境遇中引领人们"归家"的创作使命.呈现出漂泊--寻找--皈依或逃离的叙事范型并从中展示出海德格尔的"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哲学特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归家诗"叙事大致呈现了两种形态:其一是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特征和哲学探究意味的漂泊叙事,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人生姿态;其二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和对一己"身份"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问.由此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乡".     

陶醉在"东洋的趣味"中--论陶晶孙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域外题材小说

本文认为,陶晶孙的域外题材小说不论思想意蕴还是艺术形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独异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他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在日本"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文化意蕴;而回国后的陶晶孙最终也未能摆脱日本文化的"阴影",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成分实在太少,倒应该说是日本"物哀"、优美等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情绪和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杂种".由此,决定了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寂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奇特风格与不足.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