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跟进式教育"理念的哲学理据

"跟进式教育"作为一种原创性教育理念,摈弃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回应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需要,追求的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价值现,其创新之处在于它面向未来,注重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回到个体,主体性是"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价值基源.     

"无为"新探:从治术到隐逸思想

迄今为止,探讨"无为"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治术.实际上,"无为"从老子的治术发展到以庄子为主的隐逸思想,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治,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后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适性",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自然的个体.作为隐逸思想的"无为"有其独特的内容它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才是理想的适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无需隐居;只有当统治者强作妄为时,道家才不得已用隐逸行为来维护个人的适性权利.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从"冲突"走向"和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社会关系的泛经济化和个体自我的主体化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前者使商品交换关系超出了经济活动的界限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者使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他人"关系失衡、"互主体性"关系缺失.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对商品交换关系进行必要的"划界",正确处理好人们交往实践中的人性化关系和物性化关系之矛盾,寻求一种既能充分实现个性发展,又能与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和角色期待相融通的和谐社会关系模式.     

论人类生命的二维性四重性——以自杀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为中心

生命教育是以"生命"为核心的教育,是作为主体的"生命"(教师)以"生命"的丰富性与发展性为教育内容,对每一个个体之"生命"(学生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教育。所以,对"生命"的理解及阐释在生命教育健康展开及实效性方面有着重大基础性的作用。本文认为,人类生命有二维:其一是"实体性生命"(生理生命);其二是"关系性生命"(人文生命)。人之关系性生命的内涵又由相互联系着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血缘性亲缘生命";二是"人际性社会生命";三是超越性精神生命。本文着重探讨人类生命二维四重性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并指出人类生命二维性四重性原理可以运用来解释及解决现代人之生命困顿问题和寻觅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     

"两型"社会与绿色营销模式的契合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必然选择.在企业经营模式上,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就必须转变传统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模式,建立绿色营销模式.通过绿色营销模式,实现"两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以消费者为价值取向的企业主导型绿色营销模式,是契合"两型"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营销选择与完备形态.     

"在场"与神话

对于"在场"这个词,没有一种字典含义或者权威讨论可以确定它的意义,以使任何一个使用它的人都接受.因此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有很大对其意义进行调整的自由.事实上,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唯一切实可行的要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增进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当试图满足这一要求时,我将其与再现相联系.我要关注的是再现的一种变型,在此意义下,过去被允许以一种"偷渡"(鲁尼亚)的方式进入现在,以至于在历史再现中,过去在字面上也成为"现在".在分析历史再现的这个变型过程中,我采纳鲁尼亚所使用的所谓"平行进程"观念.     

受教育权属性阐释

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进入宪法视线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结果.公民受教育权是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属性兼而有之.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不得制定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和要求国家不得非法干预教育自由,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受教育权主要是以社会权的形态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其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作为,为教育的实施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要进行干预及控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在于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不仅仅只是对国家的总体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其内在的和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公民个体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还应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体会国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     

"为而不争"刍议

老子的天道论与西方哲学中的契约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现 代学者谈到老子,大多断章取义地认为,"无为"是其哲学思想的 主体或核心。严复批评这些人"今之用老者,只知前半句,不知 命脉在后半句"。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意在"无不 为"。"无为"是顺其自然而为,不强作妄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不作为。"无不为"是顺其自然而为的效果,意思是说,只要顺 其自然而为,就没有办不到、做不好的事。既然意在"无不为", 为什么又说"无为"呢?这是因为老子生当乱世,目睹统治者施 行苛政,强作妄为,以至于百姓更加贫困、偷盗更加猖狂的社会 现状,呼吁统治者实行"无为"之治,不要强作妄为。     

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质疑

"回到马克思"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把作者不愿意出版的著作当作他的主要的真实的思想;二是把作者已经删除的话作为作者思想的论据;三是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当作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不顾马克思读者对象和境遇的变化,人为地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本质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后现代的文本境遇的方法.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     

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

当前中国农民已经高度分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农村人群是那些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且同时也是村社集体成员的耕者,往往也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力的后果,往往是给了农村强势群体权力,而对农村弱势群体不利,且可能使耕者的耕种更加不便.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就需要给村社集体一定程度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力.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看共和国60年的巨变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论”提出的原因,“阶级论”推行与绝对化,导致我国灾难性的后果。文章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它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提倡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到以全体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转变。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并将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人是目的的时候,才走向“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