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民族学院

在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多次通过外交手腕诱劝南诏异牟寻重归唐朝,南诏清平宫郑回也力谏异牟寻归唐,因而促成了双方在苍山神祠达成协议。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德宗派遣袁滋等出使南诏,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金印,事隔六年(800年)异牟寻派遣使者和乐团赴长安向唐德宗献演《南诏奉圣乐》,从此加强了民族团结和边防永固。唐朝为了维持与南诏的和好关系,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创办学校等,《新唐书·南诏传》中说,异牟寻“又请以大臣子第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     

论异牟寻在南诏归唐中所起的作用

南诏与唐的关系 南诏是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从南诏形成到灭亡共经历了二百五十年,其中异牟寻执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试评南诏国王异牟寻的政绩

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在唐王朝的直接扶植下,蒙舍诏并吞五诏,在祖国西南边疆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它逐步扩大统治地域,管辖着云南省及其附近一些地区,异牟寻是南诏第六代国王,史学家赞扬他是南诏的“名王”。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系五世国王。他的父亲凤伽异,尚未立王,即逝世。“异牟寻母,     

贞元九年南诏三道遣使相关问题的研究

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入唐,其后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汉文史志《新唐书》、《云南志》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有记载,其材料也极有价值,但明显存在一些舛误,所记三道遣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内容也相互抵牾。分析相关史志所记及三方当时的情况与关系,可见:向唐中央政府及唐德宗提出背蕃归唐的要求与条件,是南诏三道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此次重大行动时间的确定,则与南诏、唐、吐蕃三方情况的变化及关系互动有关。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唐初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西南的经营，与南诏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进入武则天时期，吐蕃对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为了抵抗吐蕃的侵扰，唐朝不得不联合南诏的势力，因而采取支持南诏统一的战略方针。当南诏强大以后，围绕着争夺爨部的问题，唐与南诏引发了冲突，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最终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稳定。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唐、蕃战争中的九曲之地与石堡城

唐王朝与吐蕃的战争是唐朝历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玄宗统治时期,双方的战争异常频繁,其中多数战事还是由唐朝挑起的。综观这段时期双方冲突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唐朝与吐蕃争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九曲之地和石堡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战争的情况考订了九曲之地和石堡城的位置。探讨了玄宗为了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吐蕃发动战争的原因:除了战略上的考量,唐王朝和玄宗的颜面问题也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阿嵯耶:“中国造”的洋标签

阿嵯耶最先见于云南地方史料《南诏图传》,但从史源、史料真实性、南诏佛教具体内容等方面来看,不能认为《南诏图传》所说是真实的历史.从南诏历史来看,南诏具备强大国力和独立政治后,欲与唐约为兄弟或舅甥,却被唐中央根据《春秋》大义,要求像以前一样向唐奉表、称臣、贡方物.南诏为了使自己较以前有更高的地位,一方面淡化其受唐朝支持和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表达南诏与印度文化有密切关系,以便抗衡汉文化.阿嵯耶是南诏在试图建构足以抗衡汉文化的文化体系时创造的“梵名”,是南诏处理其与唐关系时,力图争得与其国力相当的政治地位而创造出来的洋标签.     

唐贞元中南诏背蕃归唐的主要原因

唐贞元中,南诏与吐蕃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昔日兄弟之邦,反目兵戎相见,南诏重新归唐。南诏背蕃归唐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新的发展需求,郑回的引导,韦皋的诱谕和吐蕃的赋敛重数,均不是主要原因。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西北边防

我们曾经对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过一点粗浅的意见,供给史学界参考。这里拟再就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国力——主要是边防能力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管见。 一 有唐一代,在周边的少数民族中,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唐王朝相抗衡者,主要是突厥、吐蕃、回纥(唐德宗以后改称回鹘)与南诏。(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 从唐朝前期看,在这四个民族中,能够和唐王朝抗衡的力量,又只有突厥和吐蕃。因为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过程及方式论析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过程依次经历了:细奴逻归附唐朝至天宝战争爆发阶段的初步传播;天宝战争之后至苍山立盟阶段的全面深入传播;苍山立盟至蒙世隆反唐阶段的规模化系统传播;最后是蒙世隆继位后至南诏灭国阶段的常态化与普及化传播。在南唐政权往来关系中首先把儒家礼乐典制等传入南诏统治阶级上层,唐朝儒士对南诏贵族子弟的规范化教育把儒学传播推向全面深入,汉人南迁中的文化交流与南诏后期阿吒力教的"儒释"传教也是儒学在南诏传播的重要方式。     

吐蕃、南诏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吐蓄、南诏是唐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兴起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都与唐朝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在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起因及战争性质等方面却有较多差异;虽然都十分仰慕中原文明,但在具体接触中原文明时的心态大不一样;虽然都积极吸收中原文明,但吸收的方式也不一样;虽然都乐于到唐朝拜,但朝拜的动机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虽然都曾多次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各自均有特点;虽然都非常看重与唐会盟,但会盟的特点却不尽一致。具体考察这些异同,分析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隋唐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略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影响

"两蕃"即契丹和奚,他们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归附唐朝并不时向唐朝尽藩臣义务,同时也相应地得到唐朝优惠政策的扶持,获得稳定的发展,进而对唐更加忠心;另一方面,他们与唐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破坏了双方建立起来的和谐的君臣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的变化是内外因素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中两蕃自身的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特性是其调整对唐关系的根本原因;外部因素除主要来自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吸引力、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和唐朝国力的强弱外,还有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影响。两蕃东南接以营、幽二州为中心的唐中原边境地区,东北毗邻靺鞨、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与回纥,他们对唐的态度冷暖变化直接关系到营幽一带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对唐朝所设的行政机构能否有效管制对东北地区以及对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防御影响巨大,同时,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在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有很大影响。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