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叙与重修《宋史》再探讨

因史料发掘不充分,周叙作为明代较早提出重修<宋史>者,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和误解.周叙自"束发读书"时在祖父师友的影响下,就已经认识到宋辽金三史正统未定.进入翰林院后,曾多次提出要求政府出面组织重修<宋史>,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所提出的重修<宋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元代已经存在的宋辽金三史正统之争的延续,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入了严防华夷之辨的内容而已.     

“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兼与刘浦江商榷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此后,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刘浦江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与史实相去甚远。明代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重修《宋史》,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代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二十一史"在明代的广泛传播等方面就能看出来。它说明,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明代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未被颠覆。也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未为明人所普遍接受。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喀拉汗王朝与中亚伽色尼王朝政治关系简述

喀拉汗王朝是九至十三世纪由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今新疆南部及中亚地区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喀拉汗王朝曾先后与萨曼、伽色尼、塞尔柱这几个中亚封建王朝接邻,与这些国家的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弄清喀拉汗王朝与中亚诸邻国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喀拉汗朗史、宋辽金时代的新疆古代史及中亚中世纪史和中国中世纪史都是有意义的。本文就喀拉汗王朝与伽色尼王朝的政治关系作一些探索。     

永久的纪念和取之不竭的财富

1<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这个时代正是中原地区、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我国进入了政局动荡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时期.在这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的不统一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力量遭到很大削弱,从而造成了在西域地区主要以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王国和以今喀什为中心(同时中亚的巴拉沙衮为另一中心)的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权分治的局面.在喀喇汗王朝境内,生活着操突厥语的各个古代部族和部落.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王夫之正统论与遗民生命意义的建构

作为十七世纪立场最坚定的明遗民之一，王夫之在其正统思想中植入了遗民群体对生命价值与使命的深刻思考，并重估了正统论中若干关键性概念。他首先强调华夏治道与民族身份、特殊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确立易代之际遗民存道的必然性。同时又在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内，重新评价了统一和善治之于王朝正统性的意义，消解了清朝对士大夫群体在合法性上的吸引力，最终在正统复兴与遗民存道之间建立起关联，为遗民群体的存在构建了生命意义。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     

阮元文笔说的发轫与用意

嘉道时期,阮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辨文笔,定唐宋古文为笔,非继承孔圣文统之"文",以此奠立文选正统,排斥桐城古文,又通过策问学海堂弟子扩张推广其文笔观.论者多视此事为单纯的文体之争,或是汉宋之争漫入文学领域的反应,离阮元本意较远.阮元厘正文笔,旨在树立文选正统,有维护家族荣誉与自身学统之意,更有隐刺方苞所定四书文程式的内涵.此举与其偏重科考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四书文以引导经解之学密切配合.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论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从儒墨之争看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无疑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论争,传统上人们对儒道之争关注比较多,而对儒墨之争则相对比较忽视。这大概是因为儒道互补构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主干,而墨学则在儒学确立正统地位（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基本上湮没了。然而,从探索中国文化形成根源的角度来说,儒墨之争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相对而言,儒道之间其实并不构成正面冲突,后来形成的所谓儒道互补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两者一个以入世为主,另一个以出世为主）。真正构…     

试论辽人的“中国”观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的影响,建国之后即因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开始以"中国"自居。契丹人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自称"正统",直到辽圣宗后期才萌生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意识。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在强调夷人懂礼是"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称宋朝是"中国"。辽人的"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都是"中国"等特点。辽人的这种"中国观",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国观",对后来的金、元等王朝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试论辽宋西夏金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

纵观辽宋西夏金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按其阶段性特征,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有一个主要矛盾在起作用,依次是宋辽矛盾、宋夏矛盾和夏金矛盾。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辽金虽为契丹和女真族建立的中国北族王朝，但在其入主中原汉地的过程中，其本民族的文化形态，由于频繁且持续不断地与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形态相冲撞和融合，从而，辽金王朝，亦呈现出儒化的特征。此种现象，美籍德国学者魏特夫谓之“涵化”。①随着辽金与高丽宗藩朝贡体制的确立，双方在政治往来的同时，亦展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分散，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而韩国学者李龙范先生所撰《丽丹贸易考》②和日本学者丸龟金氏所撰《高丽与契丹、女真的贸易关系》③，尽管均未涉及辽金与高丽的文化…     

全国首届辽金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山西雁北师专、云中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全国首届辽金文学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0月6日至11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大同市举行。辽、金两朝,是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由契丹、女真族建立的兄弟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占据广大的北方地区,与北宋、南宋王朝对峙、并存四百多年之久。在中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辽、金两朝的文学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国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诸神之争”: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

"诸神之争"是马克斯·韦伯用来指称现代西方走出一神统治之后的价值多元局面的一个命题。在价值多元的局面中,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理论阐释者相互攻讦,陷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对峙僵局。其实,在多元价值竞争的处境中,各种价值主张背后都有其学术传承和论证脉络。只要免除意识形态的固执,就足以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底线共识:从韦伯保持清明头脑到罗尔斯"政治的"思考切入,人们拜谒诸神,凸显诸神认可的政治共识。     

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 ,是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观 ,这一观念对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且随着金朝与汉族王朝交往的增多 ,其华夷观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大体而言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以及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金朝由耻为“夷狄”转向自认为“华”,贬斥南宋及其它政权为“夷狄”。最后 ,为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德运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