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传神论”美学思想探析

顾恺之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传神论”的绘画美学理论家。“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创作方法。从“传神论”的哲学源头入手,讨论各家思想对其画论的影响,论述“传神写照”这一理论中“神”的内涵,重点从审美体验来论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概念,从而加深对顾恺之绘画理论的理解。     

顾恺之美学思想的生活本体意义

顾恺之在魏晋贵无贱有的玄、佛思想推动下,将先秦以来延绵发展的生活本体思想导入绘画理论,使虚无无形的生活本体进入中国画论;他的“迁想妙得”理论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从先秦把握本体的体悟思维发展而来,道出了中国绘画创作思维的本质。顾恺之的传神理论中“神”的实质是生活世界的本体,而不是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与肉体相对的主观“精神”。今天,我们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以中国古代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不二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正确阐释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论顾恺之人物画论中形神关系的美学内涵

从审美创作、审美鉴赏等角度,对顾恺之人物画论中形神关系的美学内涵进行分析,指出“重形轻神”论和“重神轻形”论都是和顾恺之人物画论中形神关系所蕴含的美学本意是不相符的,顾氏人物画论中的形与神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并重的、辩证统一的:“神无形不存、形无神不灵”。     

“诗画互有”论的美学意义

＂诗画互有＂是一个有意义的美学命题,有其产生的特定艺术土壤与文化背景。它强调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推崇神韵、意气、俊发等品格,而反对机械临摹（形似）,主张在此基础上诗画互通。不能将＂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割裂开来,而应将其视为意旨为一的一个命题。     

庄子“物化”论的美学意义

庄子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兼文学家,他对中国美学、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其它先秦诸子无法比拟的。《庄子》①一书,本来是论述庄子之道的哲学著作,但是它却往往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所引述,甚至奉为经典。因此要透彻地研究庄子的哲学,就必须同时从美学、文艺的角度去入手;要透彻地研究庄子的美学,就必须从庄子哲学的整体出发,以探索庄子之道论与美学、艺术规律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局限于《庄子》关于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作为六朝三大画家之一的顾恺之在绘画领域第一个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以形写神”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形成的深厚的思想渊源。     

论“孔颜之乐”及其美学意义

关于“孔颜之乐”,仅仅运用精神对于物质的超越关系进行解释,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基于心灵调适而来的精神愉悦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二程、朱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否定了“乐道”说并进而提出了“乐‘只去自家身上讨’”的正面主张。从这一主张来看,孔颜之乐是人生“元自有个乐”的本体和“且就实处做工夫”的工夫的统一。如此理解的孔颜之乐,建基于宋代理学彰显的儒学“万物一体”世界观。“万物一体”的恰当内涵在于它的本体意义,而非境界意义。孔颜之乐与“万物一体”世界观的耦合关系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说明：一是二程、朱熹对于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所进行的自觉和到位的区分;二是孔颜之乐的话题兴起与儒学的世界观建构在宋代的历史同步。如果把孔颜之乐作为儒学“万物一体”世界观的意义表征的话,那么,它的美学意义在于表明,审美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主观性的精神生活,也是每一个人本体性的在世状态,后者可以概括为“人生本体即是一乐”或“人生即审美”的命题。如此理解孔颜之乐的美学内涵,既可以使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走出境界论的主流思维,也可以接应西方美学从柏拉图主义美学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变。     

论“无用之用”的现代美学意义

《庄子》的“无用之用”是对审美价值论和审美超功利性的言简意丰的表述,通过“无用之用”与康德美学理论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同时,这一命题不仅在人类发展中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异化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艾略特“非个人”论的美学意义

艾略特的诗歌"非个人"论除了具有流派的创作意义外,还具有超流派、超时代的美学意义。非个人论直接来自济慈的"否定能力"论,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思想。非个人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诗歌情感的非个人化,其实质是将个人的生活情感转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这即是非个人论的深层的美学意义。     

论老子之“大”的美学意义

老子关于“大”的论述,基于道论。道为万物变化的根据,当然亦是美的根据。作为道的特征,空虚渺远,意妙难言,它必然与美相联系。“大美”是对老子生命美学观的诠释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论实践美学之“实践”意义的发展

"实践"范畴是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如何正确理解"实践"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实践美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践美学本身对于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的过程。从对其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学科是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     

“诗中有画”的美学意义

诗和画作为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都要反映社会生活,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它们虽属不同的艺术种类,由于两者共同美学原则的一致性,因而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因素。当然这不限于诗、画之间,音乐、舞蹈、雕塑、书法、戏剧、电影等也存在着彼此交流互摄、相为     

“庄周梦蝶”的美学意义

通过对“庄周梦蝶”中“蝴蝶”这一意象的分析,说明庄子把意象作为一种获得大道的途径和手段,通过意象来体道、悟道,以达到“逍遥游”的审美自由境界。庄子的这一审美思想对后世的文学和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审美偏见与艺术个性——论顾恺之艺术美学思想中的“解构”意味

顾恺之善于突破惯性思维对于艺术创作的束缚,他很早就注意到"偏见"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只有基于明识的"偏见",才能转化为有个性的艺术创作。事实上,真正具有艺术个性的创作对于艺术认识普遍滞后的大众来说,就是一种"偏见"。与大众艺术观念相比较,顾恺之的艺术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明显具有"解构"的意味。顾恺之"偏见"思想与解构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拍亦昭示出其思想的现代意义。     

“悟”——禅宗美学方法论的核心范畴

“悟”是禅宗美学体认与把握美的本体（道）的根本方法。“悟”就是见性，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经历这种转变就会获得一种能够“见”其本质的全新观点，也就能够由凡俗而入禅境，见证到自己的内在生命。“开悟”的过程，也是人见出美的本质的过程。“开悟”与否，又是禅者由非诗性生存向诗性生存转变的关捩点。禅宗开悟与审美感悟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整个审美活动过程，各个关键环节，都需要悟，都离不开悟，从而凸显了“悟”的美学方法论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