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及成因分析

流域水问题和水危机反映了流域公共治理的危机,看上去完整统一的管理体制背后内在地存在着碎裂的现象.这种碎裂的现象包括价值整合方面的碎裂、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碎裂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碎裂三个方面.流域规则和区域规则的不兼容引发了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涉水机构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相互之间的"领域"争斗加剧了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再加上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完全成为重塑系统的重要力量,这使得流域公共治理的统一性难度加大,这些是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状的基本成因.     

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创新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利益关联、耦合自洽和情境适应的复杂网络系统。由于供给手段智慧化、供给过程复杂性、个体能力失败和主体关系不确定性，传统由单中心主导的分立、单一和线性供给模式不能对整体网络化供给问题给出有效释义和策应方案，需要引入价值链网络结构治理新范式。从价值链理论出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协同供给的价值链网络结构系统，价值链网络系统理论与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具有内在契合性。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的内在要求体现在现实问题逻辑、供给价值诉求和主体关系博弈三方面；价值系统表征为克服供给碎片化、提供“三变”供给路径和技术手段嵌入支撑；构建基础体现在良好的社区文化、坚实的网络基础和规范的政治环境。建构多中心价值链网络协同供给模型，需要从管理协同、运作协同以及消费反馈协同三个层面展开施加管控。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大数据时代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研究

现有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模式面临碎片化困境，治理规范分散化且各有差异，多种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各自为政，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出现。整体性治理是应对和解决治理碎片化的有效途径，坚持问题导向和消费者需求导向，完善治理中的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统一治理规则，整合政府治理职能，促进治理主体协同，创新治理技术手段，打造全方位、全流程保护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治理网络。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治理——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以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养老保险的碎片化治理提供了思路。文章运用希克斯对新公共管理问题的批判,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路长制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是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载体。相比于突飞猛进的交通建设,公路治理一直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公路治理涉及多个管理部门,若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治理的碎片化现象,进而出现多头执法、推诿扯皮等问题。路长制作为城市公路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实践,在统筹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克服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推动基层治理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但在具体实践中,路长制也面临着权责不清、合作机制缺失、激励制度设计不足等诸多挑战,实际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严重。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制度约束、资金保障及多元治理等方式突破路长制的实践困境,进一步推进公路治理的制度创新。     

供销部门土地托管的复合型碎片化困境及治理——基于山东省平安县的案例分析

土地托管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的关键突破口已经成为全国发展的典范,但在全国土地托管迅猛发展的同时,供销部门土地托管遭遇碎片化困境而退出托管服务市场。公共政策依附于科层制,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由此对政府碎片化理论展开批判的复合型碎片化理论模式成为本文的研究基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省平安县为例,分析供销部门土地托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碎片化特征、成因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供销部门土地托管政策主体及其运行规则的碎片化构成了静态政策碎片化的基本内涵;碎片化主体在动态化的政策实践场域中策略性地引用碎片化的规则构成了动态政策碎片化运作的实践。最后,在借鉴整体性动态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应构建整体治理结构、培育整体性治理理念、提高动态治理能力等建议,以消解供销部门土地托管碎片化困境。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公共治理如何回应多元社会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治理水平面临严峻挑战，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公共政策的偏颇以及公共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也要求改善和创新公共治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变革历程。可以发现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手段和治理结构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本文基于对公共治理创新实践的轮廓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公共治理需要注意的问题。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公共治理指标的测量 --关于治理指标的一项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治理的现象及概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国际组织以及主权国家的关注,相关的讨论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这场关于公共治理的论辩中,由于对公共治理的维度或要素缺乏广为认可的共识,公共治理如何测量或者公共治理的指标如何确定,是目前公共治理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本文回顾了国外公共治理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分析了目前各界归纳治理指标的主要方法与技术、主要的综合治理指标体系,以及可行能力视角的治理指标,试图为国内公共治理研究,特别是在指标界定方面做出贡献。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公共产品伤害事件治理：研究回顾、关键问题与逻辑框架

公共产品伤害事件治理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如何实现公共产品伤害事件有效治理还需要从多维层面着手。这不仅需要以内涵界定、事件归因、伤害效应和应对措施等为研究对象，还亟须进一步将研究视野延伸至伤害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与演化机制、心理传导的路径与调试、公众需求波动规律、伤害评价体系以及治理路径等关键问题识别上，总结和建构公共产品伤害事件治理的综合性逻辑分析框架，以期进一步厘清公共产品伤害事件的内在机理，为公共产品伤害事件有效治理和重建公共产品认可度提供理论支撑。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分析：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合同制被当代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广泛运用，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然而，政府合同治理并非万能。由于存在着信息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将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理性思考如何应对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对于提高政府治理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