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赵氏孤儿”型故事简述

＂赵氏孤儿＂型故事从唐代以来就以各种形式在小说及戏曲中出现,明清两代是＂赵氏孤儿＂型故事的繁荣阶段。当代金庸先生是最擅长利用此类模式的大家。     

对“年”兽故事的精神分析

＂年＂兽故事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时间,但是近些年才有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过分析。该文试图用弗洛伊德后期的理论,通过比较几个不同版本的＂年＂兽故事,来分析以过年仪式为背景的＂年＂兽故事产生流传的本质原因——俗民通过自然灾害的替代＂年＂兽来释放焦虑,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愉悦。     

一个“历史女人”的四种出身——洪宣娇出身故事及意义

洪宣娇是太平天国虚构叙事中最受关注的＂历史女人＂,研究关于她的故事对于揭示过去百余年间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历史女人＂叙事规律都很有意义。在三十多个关于洪宣娇的故事中,出身故事共有四种形态：不光彩出身、光荣革命出身、普通出身、传奇出身,这四种出身形态与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演变关系密切,但与其转变又并不完全同步,决定洪宣娇出身的是作者。洪宣娇的四种出身故事形态代表了虚构叙事处理＂历史女人＂出身的四种方式：丑化、美化、人化和奇化。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大跃进”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探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是错误的。＂大跃进＂政策执行是贯彻＂大跃进＂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执行的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这些偏差使＂大跃进＂决策的消极后果错上加错,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大跃进＂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试说“任”有“权力”、“力;效力”义——“任”、“权任”、“一剑之任”、“力任”补释

＂任＂有＂权,权力＂义,有＂力;效力＂义。＂任＂和＂权＂构成同义复词＂权任＂,＂权任＂应释为＂权,权力＂;＂任＂和＂力＂构成同义复词＂力任＂,＂力任＂应释为＂力,力量＂;而＂一剑之任＂则应释为＂一把剑的效力＂。文章揭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均缺漏,历代注家皆忽略的＂任＂的上述两组词义,并补正《汉语大词典》...     

“都”、“也”、“又”主观化用法的异同

副词＂都＂和＂又＂的主观化用法都表示强调语气,＂也＂则表示委婉语气。在极性表达和程度表达方面,＂都＂和＂也＂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强调表达用＂都＂,委婉表达用＂也＂;在增量表达方面,＂也＂和＂又＂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委婉表达用＂也＂,强调表达用＂又＂。和强调表达相比,副词的委婉表达要受更多的限制,强调和委婉不是对称的。因此＂也＂和＂都＂、＂也＂和＂又＂的语气表达不是完全平行的。     

简论中国“灰姑娘”型故事的起源、传播与发展

＂灰姑娘＂故事可以称得上世界最经典的童话故事之一。该类故事最早的文本出自中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的《叶限,》它源于东南亚地区,后向西传到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故事中的一些主要母题得以保留,但是一些具体的母题受到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     

元散曲“宫调”和“曲牌”的翻译

散曲是元代的韵文体裁,它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革和发展,吸收了俚歌俗谣、说唱、戏曲等的丰富养料,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形式。本文旨在探索元散曲汉译英过程中＂宫调＂和＂曲牌＂的翻译方法,在强调二者在散曲中的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在翻译＂宫调＂时,使用拼音即可;而在翻译＂曲牌＂时往往需要对其含义加以调查和研究,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论李商隐诗典的“以兴统比”——以相如文君典故为例

唐人在运用相如与文君典故时,通常歌咏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指责相如喜新厌旧,或为之翻案。李商隐诗则另立新意,将所涉司马相如与文君典故的故事情节解析后又重构,生成新的情节,变传统的“以比统兴”为“以兴统比”,在技巧和寓意方面超越了前人。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从《静夜思》的两个英译本看唐诗英译的艺术美

唐诗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美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创造性反映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大致可分为偏重于再现的叙事类和偏于表现的抒情类两类。《静夜思》是唐诗中经典的抒情类作品,通过《静夜思》对不同版本译文的比较,阐述在唐诗英译中所体现的抒情类艺术美。     

从历史传奇到爱情神话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唐至清 ,不断被人们所演绎 ,从杜甫的《丽人行》到洪升的《长生殿》 ,李杨故事渐渐脱离了它历史传奇的本来面目 ,向爱情神话的方向发展。本文力图以七夕故事作为原型意象对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理和李杨故事演变造成的影响出发 ,探究它们不断契合的过程中帝王妃子的情事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平民性爱性质 ,令人同情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神话的过程     

《全唐诗·李益集》诗歌来源考

《全唐诗·李益集》是迄今收诗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收罗了编者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李益别集和不同时代的唐诗总集、选本,甚至方志中收录的署名李益的诗歌。其诗歌主体来自明铜活字本《李益集》,体例和排列顺序亦沿用此集。诗人小传则综合《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两《唐书》之《李益传》等多种资料,择善而从。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李百药、杨师道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文章在贞观诗人中选了李百药、杨师道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李百药是“名臣之子”、“四海名流”,作诗“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杨师道是皇亲,“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在政治上二人都曾得到太宗重用,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的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