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从观念到叙事：古代小说中的“灶下灵异”考论

古代小说作品中多有关于“灶下灵异”的记载。一方面,这些叙述受到了自古以来灶神（鬼）崇拜与禁忌观念的深刻影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汉魏以来有关故事内容不断被扩展与丰富,出现了灶鬼作祟、灶器夜谈、灶下通灵等各具特色的题材类型。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见出“灶下灵异”叙述在流传中情节模式与美学风格方面的细致变化。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徽商的财富观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题材小说生动地展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业活动及商业繁荣下的社会生活,可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文章根据《三言》、《二拍》中涉及到的微商的相关故事,梳理出徽商在钱财方面的观念,阐释了他们在钱财的作用、如何获取钱财以及钱财的使用等方面的认识。     

叙事“客观化”:论中国现代散文体小说的叙述修辞简

20世纪30年代,散文随笔与现代小说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诞生了一批散文体小说超文本,其文体特征是叙事的“客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和远聚焦叙述方式。具体而言,是由现代的“展示”取代了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即往往取材于一种“极单纯渺小的事件”,以此暗示出“极复杂极重大的东西”,而由事件来暗示指的就是“客观化”地“展示”,复杂重大的东西指的就是由“第三人称”或“远聚焦”展示所达到的“认识”功能。     

叙事客观化：论中国现代散文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30年代,散文随笔与现代小说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诞生了一批散文体小说超文本,其文体特征是叙事的“客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和远聚焦叙述方式。具体而言,是由现代的“展示”取代了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即往往取材于一种“极单纯渺小的事件”,以此暗示出“极复杂极重大的东西”,而由事件来暗示指的就是“客观化”地“展示”,复杂重大的东西指的就是由“第三人称”或“远聚焦”展示所达到的“认识”功能。     

叙述的意义——对实验小说时空结构的理论描述

<正> 小说是一种虚拟的散文的叙述.叙述,构成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独特属性,二十世纪以来,小说艺术的变革与创新、纵然林林总总,南辕北辙,最终却无不指向一种新的叙述态度,叙述方式,以及由这种态度与方式营构而成的新的叙述结构的谋求.如果说,叙述首先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依据,是个体的人作为一种存在与其它存在相关联的方式,那么,无论叙述者自觉与否,都必然表达出某种时空观念.因为“一     

试论敦煌话本小说的情节艺术

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滥觞,敦煌话本小说体现了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注重首尾完具,有单体式亦有连合式情节结构;二、通过赋予叙事焦点、预设观念框架、增衍辅助情节等方法整合情节,使之更符合生活、艺术的逻辑;三、通过巧妙的叙述彰现“内在的戏剧性”,四、通过深入挖掘营造“合成的戏剧性”;五、既以情节的“同”达到强化效果,更用描写的“异”来增加变化的趣味。     

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文体叙述特征和叙述模式的嬗变

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文体的叙述特征和叙述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危机、战争和革命的文化语境中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传统小说叙事予以了全面、彻底的否定和变革,它转变了小说观念、审美价值取向,更新了叙述方式和方法,改革了小说的形态、作用方式和读者的接受方式,呈现出与传统小说迥异的“现代性”。本文着重探讨20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叙述特征的转变及其原因,以及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现代主义小说文体根据不同的叙述特征形成的象征性、意绪性、客观物化等较典型的叙述模式。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试论《枯枝败叶》的叙事艺术

《枯枝败叶》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1955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由众多不同的片断组成,叙述了一家祖孙三代面对上吊身亡的大夫时的所见所思,因此小说的叙述以第一人称“我”来完成,但在不同片断中的叙述者“我”却时常在祖孙三人间变化;小说的叙述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故事时间却近30年,故事的场景也被作者局限于死者的居所,但故事背景却涵盖了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马孔多镇、甚至整个拉丁美洲,表现了与《百年孤独》相类似的主题,显示了作者极高的艺术才能。     

论中国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流变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 ,“家族叙事”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中国 2 0世纪小说也不例外。在现代文学时期 ,小说的家族叙事倾向于描述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过程 ;在所谓“1 7年”时期 ,小说中的乌托邦冲动仍然潜含着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新时期”小说的家族主题从文化反思的角度 ,全方位地审视家族和家族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和意义 ,而到 90年代 ,小说则更多地借助于家族隐喻和新的叙述观念来表达自我的存在焦灼和自我对历史的感受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论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考察,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从四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首先,“汉唐明清”的“盛世叙事”,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叙述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次,民族融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面貌得到再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第三,“汉唐明清”由衰转盛的变革历史书写契合了民族国家改革话题,表达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致的精神向度;最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自身的工具性,导致它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趋同之处,晨现出一种“现世关怀”情结。     

《九月寓言》:“代后记”与神话的寓言化

从“代后记”《融入野地》的独特文体与《九月寓言》的关系来看 ,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叙述目标。两个叙述目标在小说文本中的不相容性 ,将本应属于该小说的思想主人公形象排挤成了一篇亦小说亦散文的“代后记” ,这就导致了它与小说的结构性变化———由小说的一部分变成对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一变化 ,一方面使小说的神话世界寓言化了 ,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说的神话性     

论西方意识流小说心理活动叙述形式的合理性

通过对比西方意识流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在心理活动叙述形式方面的区别,从叙述的逻辑性、客观性与时空观念三个方面论证西方意识流小说中心理活动叙述形式的合理性,认为叙述形式的革新是意识流作家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试论《小城三月》的叙述技巧

萧红的《小城三月》被誉为她生命的最后绝唱。这是萧红一生中最后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一个少儿“我”的视点,来讲述“我”的一位姨——翠姨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探讨作者对这篇小说叙述方位的选择(即叙述人称、叙述角度的搭配)及一些叙述技巧运用的成功之处。赵毅衡将“叙述者”与“叙述角度”的配合称为“叙述方位”。“叙述角度是事件被感知的具体方式,叙述者却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这两者可以重合,但不一定完全重合。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区分叙述角度弄清‘谁见到?’区分叙述者弄清‘谁说话?’”。罗钢指出:“叙述人称…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一座新式的吃人魔窟——读莫洛亚《坦纳托斯大旅社》

小说《坦纳托斯大旅社》为人们展示的是一种新式的吃人方式:以专门为自杀者提供“舒适场所”和“周到服务”为诱饵,来扼杀性命,榨取钱财。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在金钱至上的资本土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与冷酷。     

揉碎彩虹后的漫溯──叶兆言小说论

叶兆言小说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已不属偶然。尽管“先锋小说”已经消逝，“新写实小说”也已辉煌而过。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看，“先锋小说”与以往小说相比，实际已形成一种转折的趋势。它使我们看到，当代小说已由“伤痕”、“反思”、“改革”、“寻根”阶段所注重的理想、意义、责任、背景、内容、情感、语文表现等审美层次，进入到了“后现代”小说重形式、重冷漠、重死亡、重叙述方式、重消解传统悲剧观、重历史寓言式演绎生活、重对原生态的逼近与描述的审美层面。这，引起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这，也衍生本文对叶兆言小说的理解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