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满洲官宦世家考——以富察氏家族为例

清朝世家是清朝政治史研究中的焦点,“八旗满洲官宦世家”的存在和其特殊作用的发挥是理解清朝政治的重要视角。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家族就是这种官宦世家的代表,该家族祖孙父子相继在朝为官,历任高爵显位。从富察氏家族子弟的入仕为政的轨迹可见,由于满族统治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特殊性,权力的最高掌控者对于“自家人”投注了更多的希望。     

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

清朝在入关前即统一了漠南蒙古,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乾隆朝大一统时,清朝疆域内的藩部相比清初更多,故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有所强化。清朝在直省和藩部地区推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即在中原直省地区总体实行府州县体制,在西藏、蒙古、新疆等藩部地带大体实行具有一定自治权的特殊体制,如札萨克制、噶夏政府制等。通过研究清朝在藩部地区实行不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治理疆域时,不仅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以确保政策顺应历史趋势。     

民族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图像表征——以《皇清职贡图》为例

职贡是中国礼仪文明在处理内外关系中的交往手段之一,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以职贡为特殊政策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此时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与边地民族及国家的封建宗藩关系空前强化,清朝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的一统,以怀柔和羁縻“远人”的手段形成职贡体系。在图像艺术中,《皇清职贡图》则呈现出清朝描绘四方“远人”前来朝贡的独特图像秩序,其中蕴含着清朝对于四方诸族的关注,且具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特点,亦存在民族与国家相互关联的时代特征。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程中的直省角色——以清代甘肃地区为切入点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清朝中前期,随着大一统的推进,甘肃地区逐步从清朝疆域的边缘过渡为疆域的腹地且为边缘直省,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北藩部的地理枢纽,在清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地位日益重要。综观整个清代,甘肃地区从军事力量、后勤保障、民族融合、互市贸易等多个维度支撑着清朝疆域的统合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这反映了清代疆域治理中的直省“角色”,即清朝以甘肃等边缘直省为地理支点,以广大直省腹地为经济依托,才得以实现大一统并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论洋务派的自强观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主要政治派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清朝中央中获得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观,经历了由“求强”而“求富”的演变过程,并在实践上首次同中国近代化发生了联系。是很值得研讨的史学课题。     

清末“新军”编练之德国模式及影响

清朝用于作战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和“绿营”,在建立中国空前一统而又广大的疆域和镇压民众以巩固清朝统治的过程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八旗”、“绿营”在对外国侵略军作战中连连溃败,在国内对付农民起义军也是败多胜少,于是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先后在本籍举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主力,并发展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法战争与清廷议和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清军在此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亦是近代清朝对外战争中唯一取得过的胜利),但是最终仍是以清政府屈辱妥协议和签约为结局。故历来史著皆称这场中法战争,是中国“不败而败”,而法国“不胜而胜”,并指责清廷议和是卖国投降云云。笔者认为,综合当时的军事战略与战场局势、国际政治外交与清朝内外形势进行客观辩证地认真分析,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并非是出于主观激愤情绪的“不败而败”和“不胜而胜”了。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商周以来中国数学0概念表现形式的历史演进

清朝以前中国四套数码字系统及其来源清朝以前我国位值计数系统中的数码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同时,作为上述数码字的“大写”,还有第二套数码字,即“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这两套十进位的数码字构成了我国独自的计数系统。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辽朝皇帝庙号三题

关于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的时间有多种记载,结合宋人和辽代碑刻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辽朝的庙号制度当是在耶律隆绪即位后才得到完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是撰者焦习为了骈体文写作的需要,根据中原儒家文化传统而使用的词语,并不表示此时耶律阿保机已经有了庙号“太祖”;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原王朝的太庙,只是已故皇帝的“先庙”或“祖庙”,追尊皇帝并不供奉其中,皇后死后也不配享在相应皇帝的庙中,身穿红色锦衣的皇后神主木人是与契丹人传说女始祖赤娘子一同被供奉在木叶山庙中。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固定建筑物,而是由毡帐和毡车组成的,前面置纛,处于草莽中,跟随皇帝四时捺钵。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假借研究

清代学者朱珔所撰《说文假借义证》是探讨假借问题的文字学专书,在清代六书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以《义证》为研究对象,结合朱之垿所补充《凡例》,对书中假借术语如“通借”“省借”“转借”“异体假借”“形近假借”“不定谁借”“互借”“通用”“两借、连借”等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朱氏所用术语的内涵。在假借观上,朱氏确立“以义正字”的假借原则,强调“义证”的作用;认为假借是用字之法,必有本字;从理论上提出了“非必假借”的分析,匡定假借字的范围;但在某些假借问题上,将假借与引申混为一谈。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39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辋川别业”不是园林

从陈铁民先生的现场求证和研究结果来看，唐代《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许多景点都不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的范围之内。国内园林史学界将《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景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辋川别业”是“别墅园林”或“郊野园林”的证据并不能成立。该文通过对《辋川图》中“辋川居所”与城市园林在“私权边界”、“主人身份”以及周边“自然山水的人工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辋川图》中的辋川居所不但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园林有着明显不同，在逻辑关系上也不应被划在园林的范畴之内。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