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

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是一个视角新鲜的课题。清代扬州，聚集众多的徽籍豪商，他们是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着新的经济因素，他们具有既有别于一般的地主官僚，又与封建传统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两重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扬州八怪就是适应这一阶层和新的经济因素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群。扬州投商促进了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扬州书画艺术的繁荣，而这些正导致了“八怪”画家传统雅俗观念的变化和艺术新风的形成。研究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以历史经验为维鉴，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对振兴今天的扬州经济、弘扬扬州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苏州的状元

苏州府“在顺治初,因明制,州一县七。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又析长洲置元和、昆山置新阳,常熟置昭文、吴江置震洋。乾隆元年,又设太湖厅。光绪三十年,设靖湖厅,隶府”共领九县二厅。清代苏州的状元,长洲县七名、吴县七名、市熟县六名、元和县三名、昆山县一名,计有二十四名。另有嘉定县一名,因为王敬铭(嘉定县人)于康熙五十二年考取状元时,嘉定县尚“属苏州府,”故清代苏州府总共有二十五名状元。     

清代苏州的状元

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止,正恩会试112科。苏州府考取了十三个会元,二十五个状元,六个榜眼,十二个探花,状元数占全国的22.5％,为全国各府之冠。关于清代苏州府在会试中考取的情况,根据《清秘述闻》等书的记载,介绍如下: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十五年丙辰科、十八年己未科的状元,为长州韩菼、彭定求、常熟归允肃所蝉联。     

清代皖江流域的徽商

清代的皖江流域是安徽境内极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地区,其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徽商等客籍商人的推动。作为当时的一支商业劲旅,徽商遍布于皖江流域的重要市镇,从事盐、典、粮食、牙行、棉花、布匹等生意,经营领域甚为广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徽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儒家的"仁""义"思想,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清代鄂东状元刘子壮家世考述

刘子壮为清代湖北的第一位状元,顺、康年间制艺"四大家"之一。因其家世无人梳理,故以刘子壮所写的《家谱传略》以及《文昌阁死难序文并辞》等原始文献为主要依据,进行排比勾勒,考述其家世。这也有助于对刘子壮思想和创作的研究。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与武昌胭脂山

清代嘉庆年间鄂东状元陈沆的多首诗歌中提及的燕支山即是今天位于胭脂路的武昌胭脂山。在武昌胭脂山上曾有过一个类似于诗社的小团体——藏诗坞,状元陈沆就是藏诗坞中的一员。胭脂山上藏诗坞里的君子们当时都是武昌的文化名流,他们为武昌胭脂山留下了一段文人雅集的文化历史。全面挖掘和重点保护"城市记忆",一座城市厚重文化底蕴才能得以彰显。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清代徽商在江西鄱阳县石门镇的活动

关于明清时代江西的市镇,此前学界对四大名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和吴城镇)的研究颇多,但对于省内其他市镇之探讨则相对少见。本文聚焦的佚名抄本,主要反映了徽商在皖赣交界处石门镇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鄱阳县石门镇与徽州府婺源县的土布贸易及相关纠纷,乾嘉时代江西北部和东北部一带的低潮银问题,以及在当地围绕着兴建徽州会馆而引发的诉讼,等等。因有关石门镇的史料相当罕见,此一文书抄本为我们展示了徽商在侨寓地贸易的诸多侧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状元策中教化作用的彰显

状元策是封建统治阶级取中状元的标准和依据,因此其中关于书写格式、行文避讳以及书写字体的规定,所彰显的教化作用让人不敢小觑。通过对这些短短1 000余字的文章进行分析,可以窥视这些规制和仪式背后所体现的统治者对士子进行教化的目的和初衷。进一步探讨清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这些规定将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辐射给士人,使其逐渐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的目标的。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徽商与旅游

徽商有儒商之称，在经商之余，他们往往既爱读书，又好游历。他们遍历祖国各山大川、歌咏自然，无形之中增添了儒雅成分。由于们们的胸中有景，囊有绍，因此在旅游文化的建设上，便不局限于精神方面，也表现在物质方面，扬州园林之美，徽州建筑之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徽商游历之结果。     

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徽商与明清文化

徽州商人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无论其发展规模、经营品种、活动区域和资金状况,都远远超过     

徽商与扬州文化

明末清初,徽商在扬州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支持徽州学者、扬州学者以及全国各地学者在扬州的文化活动。徽州商人在扬州大建园林,收藏图书字画,繁荣雕刻印书,发展教育,举办诗社文会,倡导戏曲、歌舞等各种文化,促使扬州这一当时的商业中心和民间文化中心更为繁盛。     

皇帝与状元

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先于其父一届,时年十九岁。杨慎是杨家人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

经济伦理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对明清时期徽商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重群体抑个体的道德原则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上述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徽商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徽商所奉行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竞争、重均平而抑分化的原则，以及取予有度、财用有制、交往有信、刻苦顽强等规范，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徽商的事业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徽商挣脱封建羁绊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

明清一批徽商小说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艺术地写照了徽商的商贸活动、生活追求与价值观念，显示了徽商的存在价值。小说以或真或幻、亦庄亦谐的笔法揭示了边商、盐商、典商等徽商的发财之道，宣传了经商赚钱天经地义的商人哲学。小说再现了徽商久涉江湖、婚外恋多的生活实相，反映了徽商不重名分重情分的情恋观。徽商的价值观念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它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它信奉金钱万能，又向往官府至尊，故特别注重兴校办学，化贾为仕，官商一体；它还鼓吹发财第一、个人至上的道德观。这批徽商小说推动了明清市民文学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