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孙权对外策略得失论

孙权是三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和曹操、刘备、诸葛亮一样,借助那个时代为其提供的政治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影响当代,流传后世的生动话剧。但在以往的三国史的研究中,人们多对曹操、诸葛亮等人投以较大关注而冷落孙权。近年来,不少关于孙权的论文相继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开了新局面。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孙权,得出了许多合乎实际的结论,但有的结论则与实际不尽相符,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孙权奉行灵活外交,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作出了惊人的选择”,似乎孙权在对外策略上不曾有过失误,这便未免有偏颇之处。笔者拟就孙权一生中对外策略的演变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略论孙中山的政体设计方案及其失败之源

孙中山的政体设计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民主共和的追求 ,在革命的两个阶段 ,提出了两套国家政体设计方案 ,但是都被历史残酷地否定了。他的悲剧之源不在于其政体设计本身 ,而在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成长为成熟有力的政党 ,不能以建立强大的政府扼制住中国的政治衰败 ,从而推动这些方案的实施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孙原湘性情诗论述略

孙原湘性情诗论主要包括2个方面:主张诗歌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追求真我的展现,这与袁枚较为相通;其性情论又不脱儒家伦理道德之囿,这一点与蒋士铨更为接近。孙原湘之实际创作与其理论主张是基本相吻合的,只是其理论上虽处于袁枚与蒋士铨之间,实际创作则偏向于袁枚一方。其诗展现更多的是诗人一己之情, 多有性灵之风。在伦理道德内容上,其诗所表现出的并没有诗论所强调的那么重,而是较为开通。     

试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在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逸仙》一书是章士钊在邹容的激励下编译的一部孙中山早期革命斗争史。该书1903年出版后，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其影响堪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驾。特别是在宣传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提高其在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方面，该书起到了当时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作用。     

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探析

孙中山在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借鉴西方进步思想,培植先进的政治理念,超越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博采中西精神文化之长,提倡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政治意识伦理思想;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树立公仆观念,加强政治道德,注重政党伦理建设等方面的政治制度伦理思想;修身内省,陶冶人格,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替众人服务等政治行为伦理思想。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和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革命与协商之间--论孙中山政治思维的两重性

孙中山的一生固然是革命的一生,然而,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一生除暴力革命活动外,还有若干协商或议和活动,以往学界通常偏重于探讨或彰显其暴力革命的一面,而忽略甚至贬低其协商活动。所以如此,与20世纪国人对革命的误读及漫长的中国革命实践有关。事实上,孙中山政治思维有着革命与协商的两重性,这与其独特的教育背景及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体认不无关联。     

论孙中山的政治心理思想

本文分析了孙中山从政治——心理视角出发形成的对政治问题、心理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 进而探讨了孙中山关于国民政治心理及其在制约政治变革成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诸多论述。文章还指出了孙中山希望引进心理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的自觉认识及其成因、意义。     

陈嘉庚与孙中山交往考

20世纪初,陈嘉庚接受并追随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政治生涯与社会公益活动从此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陈嘉庚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并不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消散,反而不断得到升华。从林文庆就任厦大校长与集美学村名称由来两个事件上可知,陈嘉庚与孙中山虽然未有深厚私交,但是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民族大义的关怀上,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