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

在从孙吴立国到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从孙策时期彼此试探并渐渐靠拢,到孙权时期的全面合作及孙权对吴地大姓的一系列打击,再到三嗣主时期彼此之间的面和心背,双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而陆逊之死也应该放在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大背景下考察。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论柏拉图理想政治与修辞学之关系

在柏拉图的哲学家当王的理想政治理论当中,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修辞学思想。据此,修辞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见塑造技艺,联结着理想政治中的哲学与政治。哲学家奉此技艺,以其知识为指导,对民众政治生活进行正确的意见塑造。此修辞技艺的可行性和善性,或者说民众意见的正确可塑性及其正确塑造的德性价值,为柏拉图理想政治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论当代影视艺术之公共境遇

当代影视艺术公共境遇呈现事实性、审美性和价值性的拓展与复合.事实性境遇促成影视艺术的本位生存,但它经常受到政治化或商业化构成的干扰与牵拽;审美境遇的镜像存在强化了影视创造者的主体感觉,并在影视审美的视觉图式上形成历时性"形式链".但当代影视的镜像审美探求有脱离公共价值之嫌,从而导致一定的经验教训;在价值境遇上,当代影视由选择性境遇向创造性境遇转换,标志着影视艺术公共境遇的本质性推进.     

论孙权的统一策略

孙权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对内发展农业生产、镇抚山越、占有荆州、举贤任能、重视人才,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对外则与蜀联盟、联络辽东、北攻曹魏等等,企图实现对全国的统一。从统一策略的角度,对孙权的统一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的探讨和总结,有助于加深对孙吴政权的认识和了解。     

孙中山与邓小平外交思想之比较

文章主要从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干涉内政 ;坚持睦邻友好 ,维护世界和平 ;坚持国际平等 ,反对霸权主义 ;坚持对外开放 ,反对照抄照搬四个方面论述了孙中山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异同 ,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文章指出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对孙中山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并对国际形势进行科学预见和论证后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     

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思想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他们都重视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土地思想在土地的所有制和实现的途径上各不相同.孙中山主张实现土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毛泽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初期,他引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邓小平土地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孙中山和邓演达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启示

孙中山和邓演达对落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包括其原因、原则和具体内容均作了可贵的探索,主张中国利用外国的资本、人才、先进技术和经营与管理方法来振兴中国实业;同时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平等互惠、结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财政与工人等原则。这不仅在当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日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颇有启示。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