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

“云间三子”是明末清初松江地区以陈子龙为核心、以李雯和宋徵舆为羽翼的一个文学群体。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地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云间三子”文学群体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年(1637)逐步形成 ,尤其是崇祯八年(1635)、九年(1636)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 ,陈、李、宋交往最为密切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结集。“云间三子”的形成在松江地方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打破了几社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促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其次 ,它创立了云间词派。“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的结集刊行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经过“三子”的努力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论云间词派

论云间词派黄士吉元、明之际，词道衰落。明代末年，云间词派有如异军突起，力挽明词颓运，开清三百年词学之中兴。明末，“东林讲习盛，苏州高才生张博、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明史·陈子龙传》）几社中...     

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学成就概述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瑮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大小宋”与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勃兴

宋征璧为宋征舆从兄,号为"大宋",宋征舆则称"小宋"。他们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词学活动的最早组织与核心主持人,是云间词派词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云间词派创作成就最高的词人之一。由于陈子龙崇高的历史地位,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影响,以及大小宋名节有亏,清代与此后的诸多词论家多淡化或不提大小宋的重要词学贡献,而将陈子龙视为云间词派的开派宗主。     

论“西陵十子”对云间派的承变

"西陵十子"是明清之际活跃在杭州西湖畔的一个文学群体,他们结社雅集,积极开展文学活动,推动了清代杭州文坛的兴盛。"西陵十子"与密迩杭州、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往来密切,彼此以同盟视之,共同将明末清初复古运动推向高潮。在诗学方面,"西陵十子"与云间派多有一致,主张宗唐复古,提倡温厚和婉,同时提倡文采华艳,并将六朝与晚唐纳入宗法对象,拓宽了诗学视野。"西陵十子"在继承云间派的同时亦有修正,如散文方面主张不拘家门,博取秦汉散文与唐宋散文之长;词学方面不满云间派专取晚唐北宋婉媚之境,对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多有肯定。     

云间派对于婉约词风的继承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词派,它推崇南唐北宋,以婉约词风为依托,将真挚感伤的情感、绵丽凄婉的意境、意内言外的寄托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了一起,力挽明词颓运,开启了清代三百年词学之中兴.     

论《幽兰草》的创作、结集时间以及价值定位

明刻本《幽兰草》标志着云间词派的确立,是研究该词派早期创作和理论主张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从"云间三子"的交往活动和文本两方面来考察,《幽兰草》的大致创作时间是在明崇祯七年至十年之间,约结集于崇祯十年."云间三子"创作《幽兰草》时,在词学观上有着某种共识,并自觉地用相对统一的标准去实践这种共识.从题材、语象的选择,到以小令为主的体式运用,以及蕴涵于作品中的内在情思和意蕴,都体现了"云间三子"对南唐、北宋婉约词派的认同和回归,其矫正明词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结束明词颓势、使词重新回到本体轨道上来的一个闪亮起点.     

《清平初选后集》三题

清康熙刻本《清平初选后集》是清初重要的词选集,尤其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依据.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研究者遂多以《词坛妙品》代替《清平初选后集》.实际上,《清平初选后集》具有独立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词坛妙品》存在着诸多区别;二是其中的《姓氏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云间词人名单;三是其中的《凡例》与田茂遇《叙》为研究云间词派创作和理论主张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清初词派与词风演进研究的新探索——评《梅里词派研究》

随着<全清词>等大型清词文献的逐步出版,清词研究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有关清词研究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清词研究,尤其是清前期词研究依然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该时期郡邑性词派到底有哪些,各自的词学主张如何,彼此的关系如何?另外,从创作倾向上看,从云间词派到浙西词派,两者之间的演化轨迹如何,其它郡邑性词派在演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梅里词派研究>的出版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路与材料.     

试论朱彝尊词学理论的成就及意义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也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词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学新见:学习南宋风格,以姜(夔)、张(炎)为宗,倡导雅正规范,构筑了系统的词学批评理论,奠定了浙西派的词学理论基础.朱彝尊的词论批评具有反拨明代词学观念的性质,有极强的针对性.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之后,清代词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并强化自己的特质,终于...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冶局限,导扬“稼轩风冶。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冶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冶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研究

渼陂是唐代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渼陂以其秀美的景观吸引着一大批文人士子前来观光游览,而历代文人士子则在渼陂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篇章。在陕西省政府大力开发渼陂旅游文化景区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唐代渼陂文学作品作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并试图以上述文本为基础,勾勒出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思想脉络。本文主要运用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史学研究方法,尽量站在古人的处境分析文本中蕴藏的思想内容;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还试图将渼陂文学作品和渼陂的时代兴衰、唐代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最终抽绎出一条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发展轨迹。     

《江蓠槛》词与陈子龙、柳如是恋情

关于晚明名士陈子龙与柳如是的恋情,陈寅恪先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曾作过详尽的考述,许多历史事实因此得到澄清.但是随着近年来有关资料的增多,《柳如是别传》有关陈柳恋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补充和修正之处.如:(1)《柳如是别传》所举有关陈柳恋情的陈子龙词,有的事实上并不涉及陈柳恋情,有的与陈柳恋情无直接关系;(2)陈寅恪先生认为陈柳两人于崇祯八年(1635)首夏结束同居,经考证,陈柳分手的时间当在崇祯八年寒食日;(3)崇祯十年(1637),里巷之间陈柳之事传闻又起.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

试论是宋代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之一,在科举导向下出现了大量的试论文章。其中著名理学家陈傅良的试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试论这种科场文体的典范,在南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其试论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起抛砖引玉之效,以丰富对南宋散文和科举文体的认识。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古代词体文学批评概说

词体文学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一格的批评形态.它发端于宋代,承传于元明,兴盛于清代,具有抒情性、感悟性、组合性等审美特征.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明清江南曲坛“松江曲派”质疑

文章针对“松江曲派”的提出,着重通过曲家、曲社、曲论的具体论析,参照以文学流派形成确立的主要特征,揭示出“松江曲派”的界定仍存在诸多悬疑。同时,试图通过对“松江曲派”的考论,进一步认识明清之际的松江曲坛,以此抛砖引玉重新评价松江曲坛的戏曲成就。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从《皇明诗选》的选编看陈子龙诗论中的“风雅之旨”

陈子龙等人编选《皇明诗选》的目的是借助对七子之学的重提来实现诗歌创作中风雅精神的回归。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应该合于大雅,有风人之旨,又能够止于温厚,无怨怼之词;在外在的方面,强调辨体,要求诗歌音节婉亮,合于一定的法度。《皇明诗选》的选编与陈子龙的社事活动与实学经世思想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