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是自足的制度设计,它必须获得宪法爱国主义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也正是把话语民主理论与宪法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解决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理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美德的沟通.但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由于过于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分离.使得他的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又缺乏确保一个国家公民团结的凝聚力.     

强势民主理论的解读与本土化思考——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研究

强势民主理论是代议制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相关的替代模式,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希望设计一系列能够经得起生存能力、实用性以及理论连贯性的考验的制度,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讨论、判断和公共观察成为可能.强势民主理论对对中国语境中政治参与活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现代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民主--以后现代语境中的公共行政理论为研究范式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论进行了批驳,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为走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对徘徊于技术与价值的两难困境中的现代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究竟是现实的民主图景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幻景呢?由此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分析后可以发现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前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因素进行剖析,期望可以为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从"乌托邦"走向真实的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

协商民主是以地方性的基层参与为基石,以批判性的对话讨论为手段,以美德作为价值引导,以宪法作为制度构架的公共咨询、决策参与的过程与制度.对协商民主意涵的争论,源于协商民主理论源泉的多样化.这些理论渊源包括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法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从整体意义上讲,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一是"革命"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把握民主要义;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革命一政权"思维框架来探索民主的现实路径。二是"建设"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公民权利、个体自由解放诠释民主内涵;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发展一治理"思维框架来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呈现出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变迁。     

行政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

行政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深入发展和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公民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建设行政民主仍存在某些障碍因素,如:较低的生产力、管理型行政模式以及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因素等.为此,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发展中国行政民主:在公共行政部门层面,建立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实施行政决策民主化;在公民层面,增强公民的行政民主意识,培育主动参与的新公民.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协商民主话语体系是关于协商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包含协商范畴、协商原理以及相应的协商方式,因而协商民主话语的有效表达是推动协商民主取得成效的重要方法。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但协商民主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通过完善协商表达观念,理顺协商民主话语表达思路,构建完备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对于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落实至关重要。当前,要从协商民主话语理论、协商民主话语内容、协商民主话语能力、协商民主话语方式等方面入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建设。     

确定性思维视域下的西方民主话语：表象、本质及其批判

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既要从话语结构层面揭示它的虚幻性,又要从话语本质层面揭示它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话语被赋予以资产阶级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正确性与真理性。现时代,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的笃定并非仅是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确定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民主的本质与历史揭示西方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并不能彻底批判它的虚伪性。只有在审省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其模糊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现实路径,进而阐明模糊性在民主话语的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是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和破解西方民主转型思维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交融：一个理论建构

以20世纪90年代共和主义复兴为背景,民主理论出现了协商转向。国内学界随后也出现了一股协商热潮。然而,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规范理论的慎议民主在发生场域、主体间关系、协商议题内容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民主一大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能够在培育公民的公共性思维、消除公民协商能力差别两大方面疗救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内在的缺陷。     

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实践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借鉴

公民社会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我国逐渐兴起的,至此,现代社会在我国也被划分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部分。按照传统的习惯,政治国家包办所有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应当前的国情,并会引发很多社会冲突。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被看作是可以弥补传统民主理论中重视自由而相对忽视平等价值的缺陷。我国民主建设中不乏协商式民主的传统,但基于相关体制的不健全和扩大公民民主参与的需要,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传统就有其建设性与必要性。     

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

探寻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所在.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我们研究我国地方公共决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选取温岭市民主恳谈会的两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托马斯模型,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效参与的相关问题.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作者在以基本权利为一致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体系境域中探讨了民主的性质和涵义,并强调方法论对此种探讨的重要性,指出关于民主的研究,要在哲学视野下充分考虑经验材料的明证性。作者从民主的经典定义出发,在确定了民主理论的逻辑前提后,分析了古代雅典直接民主的独特性,它的现实条件和不足;同时亦分析了间接民主的本质,包括人民和人民主权的意义,以及代表如何可能等核心问题。     

网络话语民主中的社区社会政策参与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日益成为公民民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公共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网络的参与机制中,网络中的话语民主直接影响到公民民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通过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就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之影响进行解析,可见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现状具有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网络空间话语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网络话语中存在有等级的能量场等特点,话语民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条件在网络空间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充分汲取网络话语民主中有益的民主精华,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话语民主之优势。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