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二则)

沙丘事件本来就是疑案。赵高就私下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史记·李斯传》)赵高、胡亥与李斯三人阴谋立胡亥为太子,矫诏杀扶苏,这确是该疑的。《史记·始皇本纪》记载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又《李斯传》和《蒙恬传》载,始皇病重时,赵高和胡亥、李斯三人的活动很神秘鬼祟,由此我就怀疑除了纂立胡亥矫杀扶苏外,一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此案存于我心中数十年,遍读各书,也未见有人提出怀疑的。然而,我以为这是古史上的一件疑案。 我认为秦始皇死因不明。使我引起怀疑的有下列几点原因: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世祖

凭借先人余荫,只知享乐,挥霍成性,终于倾家荡产的纨绔子弟,广州人称之为“败家仔“,“风水尾“,又称之为“二世祖“。“二世祖“语源有两说:一说源于秦始皇次子胡亥,古称秦二世。他继位后增修阿房宫和驰道,赋税徭役比前更重,爆发了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胡亥被宦官赵高逼得自杀,秦朝随即灭亡。故世人引喻为败家仔。一说源于三国时蜀汉刘禅(阿斗),他继承刘备帝位后,昏庸腐朽,终致亡国。故“阿斗“二字,世人作为庸碌无能、不思振     

《谏逐客书》注释及今译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战国时楚国上蔡人,出身微贱,青年时作过乡政府文书,后到进步思想家荀子处求学,与同学韩非都成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公元前二四六年,十三岁的秦始皇即位;同年,李斯由楚入秦,初为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当了秦王的侍卫,因向年轻的秦始皇力陈统一中国的主张,受到重视,被拜为客卿。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亲政,粉碎了吕不韦、嫪(?)等策动的反革命政变;但秦国的贵族复辟势力不甘心失败,又乘机煽动“逐客”,企图全部赶走革新派,孤立秦始皇,复辟奴隶制。李斯在被赶离秦国的途中,给秦始皇写了这篇《谏逐客书》。秦始皇读后,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派人追到边境,接回李斯,升任他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以后,秦始皇一直信用李斯、尉缭等客卿,继续坚持法家路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秦始皇死后,李斯被赵高、秦二世胡亥等复辟势力杀害。李斯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谏逐客书》和其他仅存的几篇上书:《论统一书》、《行督责书》、《自罪书》等,均保留在司马迁《史记》的《李斯列传》中。     

历史上的八大罪臣

庆父春秋时鲁国贵族,鲁庄公之弟。他惯于挑拨离间,制造内乱,先后杀掉两个国君,激起国人愤怒。后畏罪逃往莒县,被押解回国,途中自缢身亡。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即源于此。赵高秦朝宦官,原系赵国贵族。秦始皇死后,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遗诏,逼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不久又杀死李斯,自任丞相,把持朝政后又谋害胡亥,立子婴为帝,后被子婴诛杀。来俊臣唐武则天时酷吏,因告密受宠,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等职。他营私枉法,大兴刑狱,被其灭族者不下千余家。后得罪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被武后处死。成语“请君入瓮”就是…     

“亡秦者胡也”新解

"亡秦者胡也"中的"胡",既不是指当时的少数民族———匈奴,更不是指秦二世胡亥,而是暗指秦朝,是时人对秦朝的蔑称,反映了不堪忍受秦朝暴政,渴望秦朝灭亡的诅咒心理。     

楚霸王分封倒退 汉高祖坚持统一

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他死后,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宦官赵高篡夺了政权,尊儒反法,改变了秦始皇的思想政治路线,秦二世、赵高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公元前二○九年,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了。在它的革命权威号召下,“天下云集响应”,各地农民武装“从之如流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推     

吕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女法家

任何一个进步的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权,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都必须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 历史上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统一了中国,被称为“千古一帝”。然而,他死去以后,秦二世和赵高却改变了他的正确路线,大搞复辟倒退,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果,赫赫功业,毁于一旦。新兴地主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仅仅经过十五年,就灭亡了。     

李斯作品的文学观照

李斯是秦朝唯一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文人,李斯的作品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作品《谏逐客书》,中期作品七篇刻石文,晚期作品《奏请秦二世行督责书》等。三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突出的文学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思想研究

一、前论荀子名況,是赵国人,生当战国后期,曾游历齐、秦、楚等国,死于楚国兰陵地方。他的出身大概是个士,也就是新兴士夫集团中的人物。他后来虽游历各国,地位比较升高了,但至多不过是个大夫的地位。他也与孔、孟一样,不曾真正得过志,最后著书而死。但他的弟子李斯却做过秦朝的宰相,帮助秦始皇改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荀子的学说对于李斯是有影响的,李斯思想确实有些导源于荀子。荀子的另一弟子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的一个集大成者,韩非也很受荀子的影响。同时韩非的学说,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

抗日战争后期,汪伪政府曾推行过一场所谓的“新国民运动”,直至汪伪政权垮台,该运动才收场。其实质是汪伪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配合日军行动而奴化国民的运动。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政治神话与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颇为盛行的政治统治集团。崇信鬼神、相信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尤以渲染、强调“休征”和“咎征”两方面最具特色。汉赵统治集团的这种信仰倾向是匈奴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也为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传统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貂蝉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貂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种冠服,是国家服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初为胡冠,以金铛和貂尾为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将它引入赵国,为赵国将士之冠服,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秦统一六国时,将赵国的这种冠服纳入新王朝,且将它改制成以蝉纹和貂尾作为装饰的帽子,成为皇帝近侍的专服,貂蝉冠遂以得名。至于汉代,貂蝉冠又被文人赋予了雅致幽远的文化深意,被认为寄予了古代帝王对于臣工精神境界和政治才能的诫勉和期待。此后,貂蝉冠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大清时期,貂蝉从官方服饰中消失。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长平之战的战略评析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秦赵两大军事强国倾其国力所进行的一次战略大决战。在战争后期,由于赵军在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全线溃败。事实上,在两军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单一战略层次的失误并不容易造成重大损失,所谓的灭顶之灾,往往是由于几个层次上战略的失衡所导致的。     

秦汉律的罚金刑

秦律的赀罚与二年律令的罚金虽然名称完全不同,但两者具有继承关系。秦律的赀二甲是对盗窃额未满110钱-22钱的处罚,赀一盾是对未满22钱-1钱的处罚。秦律的这些内容由二年律令继承。赀罚原来分为赀一盾、赀二盾、赀一甲、赀二甲等四个等级,后来赀二盾逐渐消失,形成赀一盾、赀一甲、赀二甲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比例为1:2:4,与二年律令的罚金一两、二两、四两的比例关系相一致。赀一盾的罚额为672钱,与罚金一两的价额625钱相差不大。赀一盾的价额672钱与秦律规定的日均劳动价额8钱有关,以一日劳役为八钱计算,672钱相当于服役84天的价额。汉代的罚金制度与赎刑重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直至晋律,才将汉代的罚金精简为五个等级。     

论高阳《胡雪岩全传》的传奇叙事与历史反思

高阳小说《胡雪岩全传》塑造了具有复杂人性的主人公胡雪岩形象,通过胡雪岩暴起暴落的人生历程的展现,广阔地反映了“历史的人”所处的特定时代---其政治经济风云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情状,并努力探索中国商人与商业和中国政治国体、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小说对商业与政治得失成败、对民族命脉盛衰因缘的深沉思考,表现出高阳非凡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