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京派"与现代文学的文化资源

现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劲的态势,其中,"京味"、"京派"被作为与北京地域文学相关的重要概括由来已久.但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仔细剖析,不加分析梳理而简单认定所谓的"京味"进而提出什么"京派"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分析研究当代地域文学批评的成就与问题,重新确立我们的文化资源,恰切地把握文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度,对我们正确推进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多义的"文化寻根"——广谱视域下的"寻根文学"

本文从宽广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我们看到,所谓的"寻根文学"根本不只是发生于八十年代短暂的文学思潮,而是持续近二十多年的泛文化寻根思潮,而其中被忽略了的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寻根,尤其值得关注.少数族裔寻根文学与汉族寻根文学在延续的时间、涉及的范围、思想内容、语言特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差异.但两者则共同表现了二十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学、文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特定语境与问题.     

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以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精神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真实地书写了自我"内心的战斗历史".它赓续"五四"个性传统,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特定文化环境的批判,坚守并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具有双重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它与"政治化写作"的并列,维系了其创作最初转型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并置的基本格局,使丁玲此期创作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丁玲以此与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起,共同开启了延安文学的启蒙潮流,共同谱写了延安文学的启蒙篇章.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悖论

我以为,在50多年的"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当然包括新中国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所采取的封闭式研究方式,即: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

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于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一味的诅咒和责难.而应该从学理上探讨个中原委,特别应该就其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互文关系进行美学研究,从而有可能将亚里斯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向前推进.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米勒电传媒介视阈下的文化诗学研究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学术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主要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和修辞阅读、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的前途和文学终结以及文化批评和文学性坚守等方面,通过把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放在当今广阔的电传媒介视阈中,可以使得我们对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米勒也曾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存在"的疑问,但他仍对文学研究充满信心,最终得出结论:文学研究依然会存在.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     

延安时期人民检查政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延安时期开创了我党历史上人民同政府关系最好的时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成了人民检查政府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人民检查政府的权利法制化;检查的渠道、方式多样化;民主政治社会化,对现实的主要启示是:必须尊重人民检查政府的政治权利,把它作为考评政府绩效、衡量政风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真借鉴延安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如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实行自下而上的检查等,并在机制上加以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增强人民检查政府的权利义务意识,提高检查的效能。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孔子礼学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 ,它是对濒临崩坏的古礼的承继 ,又是中华礼文化得以形成并传衍久远的端绪。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 ,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 ,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论延安中央研究院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框架的确立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和本土化 ,抗战时期大批优秀学者云集延安 ,这些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它的历史虽然不长 ,但却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 ,预示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协调发展 ,但它对学术相对独立性重视不够 ,又制约了日后学术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文化范畴比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文明”与“文化”是一对极相近又相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九种语义上使用了“文明”范畴，又从五种语义上使用了“文化”范畴。这组范畴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以至于无法按照寻常的思维来理解它们的个别语义。为此，以具体的文献语境为基础，以它们在19世纪英法德语中的习惯用法为参照，以比较分析为方法，找出两个范畴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可在整体上把握两个范畴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