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烛影斧声”疑案的学术通信

编者按："烛影斧声"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40年代初，我校历史系吴天墀先生撰《烛影斧声传疑》一文认为．宋太宗阴谋夺其兄太祖帝位，又勾结赵普伪造"金匮之盟"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旋有张荫麟、邓广铭等史学名家相继撰文，结论大体一致。后又经中外学者申论...     

论真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科举制度之最为重大的变革,就是彻底贯彻科场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重大变革,肇始于太宗朝,完成于真宗朝.首先,真宗朝省试年份依然变化不定,承继了太宗朝无规律的做法,大致向三年一科考制度过渡.真宗朝每次科举取士数虽然起伏不定,大致保持与太宗朝相当的水准.保障科场公平公正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真宗朝定型,一共有三项:弥封,誊录,编排.此外,还推出多项防止科举作弊的措施,与上述重大举措相辅相成.同时,宋人科举制度之变革,真宗朝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朝廷前后颁布了《考试进士程式》《礼部贡院条制》等规章制度.真宗朝大体上清除了科场盛行的舞弊作风,科举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至此才真正得以彰显.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牛年闲话“牛”口语

每到牛年来临,媒体上说牛的文章便多了起来,读者在喜迎牛年的氛围中读上一读,也可增添几分喜庆与闲趣。而带"牛"字的口头语或俗语,可谓是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细赏之也会有独特的感触。【杀鸡何用宰牛刀】最早说是"割鸡焉用牛刀"。语出儒家学派经典著作《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     

宋代立储考

宋代自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立国,到1279年末帝赵昺在崖山跳海自尽,南宋随之死亡,共历18帝,32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宋代有一个迥异于其他王朝的特点:既不严循嫡长继承制,皇帝在继位之初也从不及时立储,而这一规律的形成却又并非由于各代帝王的有意遵守。考察清宋朝历代君王在立储问题上的种种不如意、不得已,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宋初金匮之盟事件的有无及斧声烛影谜案的发生背景,理解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原因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宋太宗继统考实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宋太宗继统一直存在着分歧,遂产生了"烛影斧声"金匮之盟"两大历史谜案.本文通过对现存宋代史料的梳理、分析,并结合五代宋初的特殊政治环境,认为这两大谜案是由于宋代官方史书的人为润饰和后人对史料的曲解而形成的,宋太宗的继统既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又符合宋太祖的本意.     

“弄斧”就要到“班门”

班门弄斧,人皆不以为然。认为区区小子,焉能在公认之大人物前耍弄“雕虫小技”。故敢于弄斧者皆视作“狂人”。李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楚人胆敢在一代宗师孔夫子前卖弄几句“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之语,实在是胆子不小,然后免不了被视之“楚狂人”。虽然如此,但总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甘受贻笑     

杜诗“吴体”探论

对杜诗中"吴体"的认识,由宋迄今,说者纷纭。清人梁运昌于《杜园说杜》中所提出的"方言谐词"说,经检验,是最符合"吴体"之"吴"的特性的。梁运昌的"方言谐词"说,是建立在黄生"俗体说"与许印芳"吴中歌谣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方言谐语"中的"吴声"之缘故,而使得杜甫的《愁》诗出现了平仄"不谐"的现象。而这种所谓的"不谐"现象,实际上为宋人以当时通行"官话"的四声进行验按的结果。而"拗体"之说即因此而始。所以,"吴体"的准确定义应为:凡篇中杂以吴地方言俚语及其声调(即"吴声")的近体诗,即为吴体。     

说“契”

契字多见于先秦古籍。《说文》:“契,大约也。从大,(丰刀)声。易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段玉裁注:“约取缠束之义”。按《说文》释契为大约,取大之义,以(丰刀)为声,恐非契之本义。段注又广其义为约束,其说亦有未安也。先秦经典多用契字。迄于秦汉,古籍中字形与契有关之字亦多。如:锲、栔、絜、挈、恝、楔……等。此类字与契字,或以声,或以义,实出一源,其源即(丰刀)字是也。《说文》:“(丰刀),巧(丰刀)也。从刀,丰声。”段注云:“巧(丰刀)盖汉人语”。然不著出处。《广韵·黠韵》有(丰刀)字,写作     

“奡头”小考

鲁迅在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君此后与俅男语或通讯时,宜少警,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奡头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这里的“奡头”是谁?我们在注释此信时,曾以“未详,待     

《说文》“度櫝”篆别义说解新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唐本》：“匮也。从木，声。一日木、木名；或曰：，木枕。”此当为许慎《说文》之原说解。《中华大字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字典辞书井引有讹脱的大、小徐本“”篆说解为释义的根据，而不据引正确的《唐本》“”篆说解，均宜据《唐本》改正。     

柳永与宋真宗“天书”事件

柳永词与北宋某些重要时事有关.如真宗时的“天书”事件,仁宗时的多次节庆献颂与应制.然而后世治柳词者罕有论及,致使研究柳永生平失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先述前者,考订柳永《玉楼春》诸词与真宗“天书封祀”的关系,并借此推求柳永早年在汴京的活动情况.初读《乐章集》,见有《玉楼春》五首,前两首咏宫中夜醮;《巫山一段云》五首,述道家游仙;《御街行》一首,言燔柴祭天,初尚不明所指.嗣后读《宋史,礼志》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部分,方憬然有悟,柳永上述诸词概与真宗“天书”事件有关,皆有其现实背景.这类词且有十首左右,为数可谓不少.     

宋太宗的“右文”政策

南宋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说:“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这句话足以说明宋太宗统治政策的特点。本来宋太祖也注意到文治,曾设想尽令武臣读书,使之了解“为治之道”。但当时宋朝刚刚建立,统一未完成,集权未巩固,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夺兵权、触钱谷、收精兵,以巩固统治地位。到太宗时期,夺权收兵已告一段落,朝廷     

“声旁有义”与训诂校勘

“声旁有义’作为汉字的一种构字法，历代学者多有阐述，日见其精。本文就声旁有义在训诂与校勤的运用上，试作探讨．“声旁有义”历史观声旁有义源远流长，不仅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乃传于世。其实，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已见端睨。综观一部《说文》，从A从P、B亦声的字，不可胜举。如：“亦声”之“亦”，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说，“谐声之字，半主义，半主气凡字书以义为经而声为纬，许重权《说文解字》是也，”又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阐明，“言如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     

郭璞《方言》注释中的“声转”和“语转”——兼与董志翘同志商榷

“声转”和“语转”,是用以训释语言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表现其语音差异的训诂条例。“语转”,在杨雄的《方言》中已见,郭注《方言》中亦用“语转”,并见“声转”。后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等,亦多用“声转”和“语转”的条例,从语音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然而,对郭注中的“声转”、“语转”如何解释,尚有不同的意见。董志翘同志认     

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

我国最早明确提出对元杂剧分期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的《宋元戏曲考》主要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对元杂剧作家的分类序列,而把分类的时间具体化。他说: 至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 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     

“婁”“秋”二字考释

"婁"字《说文解字》解说为"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王筠《说文句读》认为"文不成义,不敢强解"。分析认为将小篆"婁"自下而上读作"女中毋",其意为女子身中空无一物。"秋"字《说文解字》解说为"禾榖孰也。从禾,■省声"。"婁"字究竟何解,"秋"字声中是否有义,容尝试解说,认为籀文"■"字,绘出了一幅禾穀成熟,蟋蟀鸣叫和大火流移的秋天图画。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