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鼎足关系、博弈过程与协调措施

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并形成鼎足关系,三者因资源分配以及职责目标等的差异而存在冲突。居委会与业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因接受街道办的领导而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对社区居民服务过程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并非站在同一平台上。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的直接利益,要接受居委会、社工委和房管局的多重管理,业委会、居委会因存在权力交叉而会发生冲突。物业公司受聘于业委会,对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居民付费为前提的,物业公司在与居委会、业委会博弈过程中也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或者提升收费水平而提升边际收益。多元治理主体间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治理体制不合理,因此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通过在物业公司与业委会间订立书面合同、政府介入理顺物业公司与居委会间的关系,以及合并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职能等多种方式,创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当居民成为业主--试论城市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整合

从城市住宅私有化的基本事实出发,探讨了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前提、基础,分析了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及其产生背景,着重论述了业主组织的地位作用.对业主维权现象的普遍性、业主与居民身份的局限性、物业使用人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限制、房产所有权与居住使用权关系、群众性自治的内涵等作了剖析.力求发现蕴藏其中的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的原动力和自治组织构建的深层逻辑;并以此论证了居民大会居委会与业主大会业委会两者的共同性,指出了两者合二为一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所包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价值.     

解放区楼院协商治理的成效与启示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务’的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逐步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搂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篡、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上,探索出了一条党委政府引导、居民协商共治的搂院治理模式。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北京市社区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随着城市化、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也面临着社区人口构成日益多元化、居民需求日益差异化、社区治理复杂化和社区参与小众化等新趋势和新挑战.为了应对以上趋势和挑战,研究认为:在推进社区治理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以居委会为中心的“上下左右”4个方面的关系:与街道的关系、与社会工作人才的关系、与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从增强社区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改进社区党组织工作等层面人手来确保“十三五”时期北京社区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L市L小区为例

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L市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绪的平台。综上,由于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L市L小区为例

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L市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绪的平台。综上，由于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     

多元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组织关系重构

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自治,是当今城市管理的“基调”。而政府在退出社区事务前,必须理顺社区的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要理顺目前社区内各个组织的关系。就深圳而言,目前社区内主要有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五个组织,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小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区的总体发展路径。目前社区治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社区党组织建设相对薄弱,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由于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事务,背离了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业主委员会在社区自治…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社区治安模式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治安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研究,构建了朝阳区社区治安的传统模式与协同模式,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中心性、结构洞等维度对两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其中整体网络和中心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协同模式能够提升治安网络凝聚力,增强社区治安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以及避免资源和责任的过度集中。但是从结构洞角度的分析发现,尽管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区居委会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限制度差距,社区居委会仍占据着治安网络的结构洞位置,这揭示了社区治安网络中居委会角色的错位。因此,未来在社区治安模式探索中,应当继续培育并发展居民自治力量,建立并拓宽各行动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规范和明确居委会的权责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提升社区治安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 ——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对象

从初期疫情阻击到后期疫苗接种,通过标语的治理是新冠疫情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标语由上层主体和基层主体发布,包含着管理逻辑和自治逻辑,发挥着政令传达、动员激励、行为指引、教育科普、资源分配、秩序维护等功能.疫情期间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是对以往治理经验的传承与发扬,具有简约化治理、迅捷化治理、群众性治理、运动式治理、中心工作式治理的特质.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治理工具毛糙、治理要求不当、治理举措违法、治理依据不足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标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注重把控标语的制定过程,保证标语形式的规范性、内容的适当性,推动标语之治从运动式治理向合法化治理转型.     

业主维权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

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公共治理中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的责任结构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责任结构通常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