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类词缀“热”和“风”

"热"风"作为类词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加在名词、动词或词组之后,表示某种社会事件成为一种"热潮"或"风气",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在语义语用上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从意义虚化的程度上看,"热"的虚化程度比"风"高;从感情色彩上看,"热"多表褒义,"风"多表贬义;从音节的组合能力上看,"风"的组合能力比"热"强,"风"既可以双音节组合也可以和单音节组合,"热"不能和单音节组合。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学校教育与“风水工程”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兴建了不少"风水工程"。这些"风水工程"大多数与学校教育或科举考试有关。这些"风水工程"能给落后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士人)带来莫大的心理慰藉。古代雷州士人最迫切的愿望是科举及第,平步青云;而官员们营建的一项项"风水工程",正是赠送给每位士人甜美的"心灵鸡汤"、丰盛的"精神宴席",同时也是封建官员争取士民支持的"民心工程"。     

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知”“道”与审美非对象化思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自知""生知"。"自知"即非外在感官耳目的"反听""内视",其所"知"之"物"就是具有明晰性的非对象性的"无声""无形"。"生知"就不是逻辑的知识性的"知",而是基于天生本性的体悟,"体"之"悟"即整全身(体)心的直观,是对内感官(内视心观)所显现(见)"物"的"直透"。而(生)"知"作为知解力则是会意顿悟,瞬间生成,(心)"目"击(敞开)"道"存(显现)。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     

“京”、“亭”考辨

本文从已经确认的战国简帛文字"京"的一种异体出发,系联战国陶文、货币中的两组"京"字的写法,认为都应该释为"京"。第一组作■、■之形,"京"是韩国地名;第二组作■、■之形,"京"表示粮仓。"京"的构形即像粮仓之形。"京"和"亭"是两个不同的字,秦系亭从高省丁声,六国文字从3丁声。     

“风”的视角:花儿传承困境应对与应对的误区

从花儿的传承困境应对入手,提出应加强对花儿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将花儿引进课堂,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之,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花儿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建设规范的花儿数字化网络保护工程。指出花儿为民风之"风",唯有西北大地上歌声如风。分析"花儿"传承的应对误区,认为只有遵从"风"的运行规律,对花儿传承人、花儿歌词、花儿生成的文化语境三方面进行优化,走保护与创新并行的两条路,社会转型时期的花儿才能良性传承,才能与社会之"风"同行。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说文》从“■”之字研究

《说文》中从"■"的字共有9个,大部分是用"省声"来注音的。这种方式不仅起注音作用,还反映了汉字读音变化。从字义上分析,《说文》对几个省声字的归类,既有一定的道理,又存在不足之处。《说文》中会意字有"寒"和"塞",二者来源不同,所从"■"的古文字字形不同,意义有别,在汉字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其中的区别。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声符“卢”所示词源义考察

针对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中对"卢"声字分析的偏差,全面考察了从"卢"得声之字,得出一部分"卢"声字具有"粗短"的词源义,另一部分"卢"声字具有"黑"的词源义。并论及了准确地概括词源义的可能。     

语素“的_2”再分析

为深入分析"的"字的性质与分类,把朱德熙(1961、1993)提出的语素"的2"一分为二:一个是后缀"的2",后缀"的2"是状态形容词后缀;一个是虚词"的2",虚词"的2"其实就是"的3"。并在梳理辨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的"字的分合,以及后缀"的2"与虚词"的2"因同音而隐去的情况。     

“思辨缺席症”的课堂处方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思辨缺席症"进行诊断,并开出了不同的"处方",但因多从宏观着眼导致可操作性较弱而效果不佳。从课堂教学的视角来把脉"思辨缺席症",抓住事物的可变性和病症的可疗性,从微观的角度针对课堂开出"去权威、培质疑、激思辨"的"处方"进行治疗,在大环境难于改变的情况下来微调小环境下的教学思维和教学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症状的消除提供了可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进而彻底根治"思辨缺席症"。     

《歧路灯》中的“董”和“古董”

《歧路灯》中的动词"董"和形容词"古董"颇有地域特色。"董"是行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董"和"弄"在语义、语法上相同,而在语用、使用范围上有异。因此该书中的"董",都可以用"弄"替换,而"弄",却不尽可以用"董"替换。"古董"包含有难缠、固执、不易对付、变幻莫测、居心叵测、行为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等义,可以表现性格、脾气、行为、内心、外在等诸方面。今天的豫西南等方言中也有与《歧路灯》相似的"董"和"古董",但古今的"董"都谈不上"粗俗",且"董"的行为本身从性质看并非都是"胡为乱来"。     

“文体”之辨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体学(stylistics)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古已有之,"文体"指义多端,在文学上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而西方的"文体"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多指"语体"。中国现今沿用的主流"文体"释义基础主要是古代"文体"涵义,在指称文章的体裁或风格的涵义上,又增添新的内涵——"语体"。这主要是受西方"文体",即"语体"学说影响。"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对对象最为全面的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从“传神写照”解读傅雷的翻译“神似论”

从"神似"一词的源头"传神写照"的辩证和阐释上来看,傅雷的"神似论"是建立在绘画艺术主观审美感受基础上的一种翻译评论,实际上是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傅雷的翻译经验和主张反映了他的翻译实践与"传神写照"的理念不谋而合,印证了艺术需以"形"写"神",方能"形"、"神"兼备的必然规律。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面对这么多的“蟲”比尔·盖茨怎么办

新年的钟声敲完,比尔·盖茨长舒了一口气,“万幸．万幸,千年蟲没能闹成条龙。”要不然,微软的生意可就糟糕了,比尔·盖茨个人的腰包肯定也出瘪不少。没有蟲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或者说,要不被蟲咬根本不可能。千年蟲没能咬比尔·盖茨一口,但目前他身上的“虫”也不少。第一大“虫”,仍然是美国政府。据《今日美国》１月１２日报道,美国有关当局正企图将微软至少一分为二。《今日美国》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和１９个州政府已统一了思想,他们的律师正考虑在芝加哥举行的庭外调节的谈判中提出建议,将微软至少一分为二,其中一个专门经…     

“土洋之争”与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声乐不断碰撞、文流、出新的历史。从上世纪20年代的"土洋之争",到近些年"原生态"与"学院派"之间的争鸣始终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争鸣影响并推进着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