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诚信生活的性命根基与价值期许——儒家信德思想发微及辨正

"信"是儒家伦常价值系统的核心结构要素,其本义为人之内在生命情志通过"言"而由内向外的真实开启。对儒家而言,"信"是人之生存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奠定诚信价值之生存论根基的"性之德"。儒家以"信"为朋友之伦的主德,意在以忠信为本,建立己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以此构成社会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基础。信在五常序列中的位置足以彰显其重要意义。儒家主张以"义"引导和规范"信",并非对"信"之贬低,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成就信德。现代诚信伦理纯然是外在于人之情性的契约式工商伦理形式。儒家信德不可盲目追求"现代转化"而丧失自身价值追求和精神品位,而应持守自身,保证教养生活不致失坠。     

从现象学看"存在就是被感知"

现代哲学的主体意识转向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康德的"知性为世界立法"和胡塞尔的"存在在意识中的消融"所共同完成的.而"存在就是被感知"最为简明地表达了意识自明性探讨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它存在很大的质疑空间.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辩护构成逻辑的诘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为什么对象在感觉的杂多性和流变性中维系着自身的同一;二是为什么随后的知觉可以更正先前的知觉;三是知觉自身是非完善性的,知觉自身是非自足的和未能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的.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实践价值评价主体性尺度和客观性标准的内在统一

实践是主体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物质性手段,主体需要的满足是实践价值评价的出发点.需要决定了实践价值评价的主体性尺度,而需要的社会性和实践的客现性则决定了实践价值评价的客现性标准.实践价值评价的主体性尺度和客观性标准是内在统一的.     

对万物之内在价值的一个哲学辩护

按照一般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价值要么就是其商业价值,要么就是其使用价值.换言之,脱离人类价值主体的“价值赋予活动”,客观事物自身是没有其内在价值的.而我们则试图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出挑战.我们试图论证,对于任何事物而言,在它所具有的所有价值属性中,至少有一些属性是不依赖于人类的“价值赋予”活动而存在的,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从这个元伦理学立场出发,我们还将引申出一个规范伦理学的结论,即对于事物内在价值的尊重,应当成为我们和事物打交道时一个不可被还原的“可被否决的理由”.     

论孟子的"浩然之气"

主张"性善论"的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人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其内在的仁义之性的.仁义就是道德判断的标准,是内在的、应然的,而具体的事物是外在的、实然的.正因为义是应然的,所以人们才会理直气壮的履行道德行为,才会生发出"浩然之气".但大多数人对正确的道德准则置若罔闻,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却退缩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孟子认为是因为我们缺少正气,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了道德准则却并不能履行.孟子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要通过"知言"来长养"浩然正气",增强道德行为的动力.     

儒家文化现代性言说的局限及自我定位

儒家文化的特征是内在超越,其中包含的观念与现代理性精神既有兼容性又有矛盾.儒家要面对自身的传统作出分梳和抉择,以发挥其历史上对内在超越的批判的思想资源,作出在现代社会发展自身价值和活力的自我定位.儒家的现代言说,集中表现为他们寻找儒家在现代性当中仍具活力的价值.     

试探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论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一、什么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人的价值有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之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两者是有区别的.原因在于两者的主体不同.社会价值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可以简称为社会主体;自我价值的主体是自己个人,可以简称为自我主体.前者是作为客体的人同社会主体的效用关系,后者是作为客体的人同自我主体的效用关系.当人同外部自然界发生价值关系时,外部自然界是纯粹的客体,人是纯粹的主体.当人同自身发生价值关系时,主体和客体就都由自己来承担.作为人自身的主客体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主     

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内在主体间性

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建构正在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推进。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即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内在主体间性,实际上就是自我主体的多重内在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感性主体与理性主体;原欲主体、自我主体与超越主体;本真主体与异化主体;此在主体与彼在主体这四种类型的多重内在主体及其"主体交互性"。     

"仁智双彰"的现代显扬——略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仁智双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此,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儒学作为现代中国人价值之源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又力图开显出知性主体以补以往儒学之不足,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其人生哲学是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继承和弘扬,包含了对西方现代人生哲学以及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的儒家式的回应,体现了寻求"德性"与"理性"之统一的理论追求,对于为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纠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因人生的理想性陈义更高而脱离实际、自身倡导儒家人生哲学却并未真正践行儒家的基本行为规范等不足.     

人的价值探微

价值有三个本质特征,即:主体性、主体的设定性、量度的比较性。所谓主体性.即价值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主体与之相对应则无所谓价值,价值的特点同价值主体的特点相联系。主体的设定性是说,价值主体是被实践认识主体设定的,而不是自我的,量度的比较性则是说,价值不仅是单个客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问题,而是围绕同一个价值主体的不同价值客体相互比较的问题。 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人的价值是指人作为价值客体,对于作为其价值主体的人的需要满足于否而具有的“价值”,而不是指“人”自身的存在和尺度,不是指人的本性、特质、特性和潜能。人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离开社会关系,把人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人必须以客体的身份在价值舞台上出场,人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如果不能成为他人需要和依赖的对象,则是一个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人。 价值主体的设定性,决定人的价值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因为同一个人相对于不同的人的需要而     

“悖论”还是“张力”——从孝与仁的关系看儒家仁学的内在逻辑

如何理解"孝"与"仁"之间的关系?这无疑首先依赖于儒学自身的语境状况.只有回到儒学的具体文本、从儒学的具体语境出发,才不会割裂二者之间天然的价值联系,从而较为平实地把握儒家伦理的致思趋向.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孝"与"仁"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不是构成深层悖论,而是生成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样才可以实现儒家仁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从而满足儒学德性修养实践的融通性要求.     

交往问题探讨

交往就是合作 ,就是实践本身 ;交往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变换 ,也不只是精神层面上的变换 ,还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互间的变换 ;交往的成因不是中介客体的一致性 ,而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相同一的实践过程本身 ,在根本上说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塑造、自我确证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应该以“主体—主体”结构代替“主体—客体—主体”的三极框架结构。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区分"爱智"的西方哲学和"为道"的儒家哲学,认为儒家哲学的用功所在为"修己安人",其学问的最高目的为"内圣外王";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在现代社会,儒家哲学的最大价值所在和吕明儒家哲学的关键是"养成人格".进人21世纪之后,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传承儒家伦理以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壮族政治伦理之修身思想研究

历史上广大壮族地区长期受到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润.官方主导的儒家学说提倡"修齐治平",把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基于此,儒家意识形态的"仁义礼智信"在壮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壮族人民在接受"仁义礼智信"的教化的同时,也在自身独特的口述传统中演绎着这些至今还发挥作用的修身思想.具体而言,包括厚仁载物、重义轻利、明礼守法、崇智尚勤、讲信修睦.     

论儒家的生命意识

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对鬼神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前而不是死后,认为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来.但当生命存在和仁道原则发生冲突时,儒家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仁道原则.与此相应,儒家追求一种以道德为主体的历史主义的不朽.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具有整体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它在新的环境中面临挑战,又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