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预算过程中的人大:J县的经验

通过在J县的调研发现,县级财政的预算过程仍是行政主导,县政府和预算核心部门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人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是人大财经小组的技术性的预算审查权力和人大代表大会的预算立法权力因实际权力结构中人大的弱势地位而被预算核心部门技术性消解;二是人大常委会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也只能协商性参与和在事后确认。它是以一个与政府商议预算的机构介入到预算过程中,所提的预算修正意见能否受到重视主要取决于人大领导与县政府领导的私人交情和人大拥有的选举地方领导人的程序性权力。在不超出地方财力的情况下,人大领导所提出的预算建议还是能够得到支持,起到一种非强制性的"协商性参与"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保障法律所赋予的人大在县级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激活人大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是地方预算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点。     

强化人大监督权力途径的研究述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和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顺应和契合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与需要,它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政制设计。强化人大的监督权力是完善人大制度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目前,对强化人大监督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在观念上,端正对人大监督的认识问题;在体制上,理顺党的领导与人大权力的关系问题;在技术上,完善人大监督的制度建设及程序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人大在实践中纷纷创造出许多新的监督方式,如执法检查、"两评"工作、个案监督和专题询问等。但总体来看,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人大监督制度的实践创新均存在若干不足,亟待改进与完善。     

预算民主视角下中国财政超收问题研究

中国持续近20年的高额财政超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预算民主缺失是根本原因所在.预算民主的缺失给政府脱离预算约束,无限超收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基于预算民主的视角,要从完善预算法律法规、强化人大预算监督权力、增强社会公众的预算参与力度三个方面规范我国财政超收.     

论人大的预算修正权

财政预算的修正是指代议机关在审批预算草案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对预算草案所作的修改.我国宪法和预算法对于财政预算修正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应参考一些国家的做法,确立预算不得变更法律的原则,有条件地赋予人大对预算草案进行增额修正的权力,并健全财政预算修正的程序,以保障人大财政预算审批权的有效行使.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的制度化实践及对我国人大的启示

公共预算是政府的血液和民主政治的核心,随着公众预算民主意识的觉醒．肩负公众受托责任的人大如何确保行政预算向公众负责是我国当前预算民主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以回应纳税人预算民主诉求为起源的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把民主责任作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在完政层面进行预算权的民主化配置和操作层面控制技术及辅助资源的提升是其主要特征。以发达国家预算监督制度折射出的民主责任逻辑反观我国目前的实践,理念的更新、预算权的均衡化配置、中期财政预算控制的加强、多元监督合力的发挥等制度要素对于增强人大预算监督责任尤为关键。     

特定问题调查权的立法与完善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定问题调查权,是人大法定监督权中最为"刚性"的一种,对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合理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特定问题调查的运用在地方人大监督实践中还比较少.就这一问题,笔者试从理论和现实、中国和西方多种视角作一番探讨,并在参考西方类似权力构建的基础上,就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权的立法与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论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兼评我国《预算法》的修改

预算监督权是现代各国立法机关普遍享有的一种重要权力。我国人大预算监督权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现实中人大预算监督权的行使仍然存在一些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运行的问题。《预算法》的修订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为了能使人大预算监督权有效行使,应在《预算法》中明确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贯彻预算全面性原则,加强预算监督组织建设。     

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作为基层权力机关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成效事关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从政治逻辑审视,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是由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观念整合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系。从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完善人大政治机制,创新整合方式,实现基层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论加强对我国行政审批的监督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中存在着审批范围失控、审批标准不统一、审批程序烦琐、审批部门滥用权力等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深化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强人大和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功能、加强行政审批机关内部对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等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

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不仅有助于深化预算改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人大预算监督包括信息、对话与强制三个维度。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预算改革的推进,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是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促使政府更好地对人民负责。     

回应型预算法:原理、机制与建构

当下公共预算治理变革要求建立回应型的预算法律体系,由预算权力主体主动回应民众诉求与社会关切。回应型预算法具有公益导向性、"刺激-反应"性和适度回应性的特点,它建构应以预算内容的公开释明、预算利益的协商调整、预算偏差的及时矫正、预算结果的合理评价为轴心。目前我国预算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回应事项狭窄、回应程序随意以及回应效果乏力等问题,应从提升预算内容的可理解性、预算过程的可问答性以及预算行为的可问责性着手,促进我国回应型预算法的良序构建,实现预算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从权力行使看人大的公信力

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是现代民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人大的公信力主要来源于其对立法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的行使。从人大对这几项权力的行使看,各级人大基本行使了这几项法定权力,从而赢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这几项权力并未完全行使到位,这与人大的崇高地位以及人民群众的期望尚有一定差距,从而影响了其公信力。人大应通过充分行使法定职权来赢得公信力。人大赢得公信力的过程就是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理念的过程。     

按照“三执政”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重点解决党的执政体制问题,党的执政体制是落实"三执政"的决定性因素。必须针对党的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坚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性弊端;要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建立相对独立、有效制约的执政体制;要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解决党委与人大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关系问题,有效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接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

历经10年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前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对"民主恳谈会"这一治理创新形式的过程描述、功能解释、意义阐发和对策研究.本文试图以政府文件、先前的研究成果、媒体报道和新近的访谈资料为基础,从"为什么是温岭"和"为什么是民主恳谈"这两个角度,初步探索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生长机制.文章提出,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相互接合,既是理解温岭"民主恳谈会"整体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又是解释温岭内部的差异性模式的重要变量.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下一步发展,同样取决于来自于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方面的新动力.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论预算治理的三重维度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石,如何践行预算治理理念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挖掘现代预算与预算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把现代预算的规范性、民主性与绩效性作为推进预算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领。预算治理的规范表达是各种预算权主体动态博弈妥协的产物,实质在于实现预算权之间制约的平衡。预算治理的民主基础包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的双重向度,代议制是预算治理的直接保障,协商式是对代议制下预算公共性不足的合理补正。预算治理的绩效维度是预算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体现出预算结果和预算目标意义上的良好预算治理。为提升我国预算治理能力,立足上述三重维度,应促进立法、行政、社会之间预算权配置的平衡,夯实代议制民主与发展协商式民主,加快"抽象的绩效"向"具体的绩效"的转化。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客观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机制过程中,应遵循民主正义、合法法治、适合国情、分工制约等原则,着力解决好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制约监督、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的党际制约、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等问题.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