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和形而上学相互内嵌的考察及其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和形而上学相互内嵌的批判,具体表现为对资本的形而上学本性和形而上学的资本本性批判,虽说形而上学的资本本性和资本的形而上学本性的各自立足点和表现方式不同,但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无视和遮蔽却是一致的.因此,发现并如实描述“现实生活本身”,才可以对资本和形而上学的相互内嵌进行彻底批判,从而克服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现状,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理想.     

论尼采的“整体性”真理

尼采把信仰与价值的对立视为传统形而上学及其真理现的根源,形而上学家将世界割裂为善与恶、世俗与神圣等根本对立的部分.尼采的世界则是以强力意志为基础的完好整全的生命和自然,这生命自然是超越善恶的生生不息自我创化的整体之流,个体在生命自然整体之流的回复中获得自由与本性.     

马克思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与人的生存本性理论

人的自我理解,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内容。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直至近代,对人的考察集中体现为“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即以下定义的方式来理解人。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形而上学把握人,必然导致人的物化,即把人理解为现成存在者。要解决这一难题,需将人从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超越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将形而上学现成性解释原则转变为后形而上学的生成性解释原则,进而揭示了人特有的生存本性,实现了后形而上学视域下人的自我理解。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中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根源,都是人对自身包含的有限性与永恒性的张力关系的理论化觉解,是人对自身生命本性的反思。尽管中西方形而上学有共同根源,它们在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上却有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形而上学理论的确立方式的差别,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下学而上达的路径,从伦理开始而达于形上境界;西方采取的则是一种上学而下达的路径,从本体论开始而达于伦理学。另一个就是中西方人生命超越方式的区别,即从有限到永恒的通达方式的区别,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则是超越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中西形而上学实现方式的区别。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谈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现代超越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由于它们的哲学立足的基础是片面的，导致它们的理论不可能根本克服传统哲学的弊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是科学精神与人精神的内在统一，能够根本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论"形而上学"的当代视界

从哲学的学理角度把握形而上学的本真规定与发展线索对理解形而上学的内蕴与旨归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力图基于人的本性与形而上学的一体性关联 ,从新的维度与层面揭示形而上学的内蕴及其阶段性的内在差异 ,以求说明形而上学作为人的本性的哲学表达方式体现为互为相连的不同理论存在样式 ,即“对象”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以及“视界”的形而上学。从现代视界中理解形而上学可以昭显哲学与人的本性内在联系 ,从而为确立与时代精神旨趣相吻合的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提供支撑性的学理依据。     

价值的当代生存论诠释

当代哲学在人类的生存关注中重新测度价值。从生存论的视角看 ,价值植根于人生存的二重化结构中 ,它根本上具有属人的本性。人是价值性的存在 ,人的生存规定着价值 ,而价值则表征着人在生存结构的内在矛盾冲突中对自身本质的确证与创生。从生存论的视域去体悟价值 ,就是要走出狭隘的价值主客体论 ,在生存和价值的内在关联中确立价值的形而上学根据。     

内在与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本焦虑

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内在与超越是内在意识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可能道路就是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本质。但在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被窒息了。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开辟了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从而拯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里,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与批判旨趣都呈现出全新的内涵,这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解释和启示力量,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论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理论”,主要是以理论方式表达对人的存在与生成的自我意识 ,以“超越”方式提供给人们追求的境界。从哲学境界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一体性联系分析入手 ,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揭示、对人的应然逻辑求证、对人的形而上学天性追求 ,以期论证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进而表明哲学的特殊品格与特殊功能在于确立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表达人的生成自我意识的哲学境界。     

现代性视域下的后形而上学

在形而上学不可避免的衰落时代,如何拯救形而上学,并为形而上学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是解决现代性困境的一个根本途径。后形而上学的交往理性彻底摒弃了绝对主义,主张后形而上学的基础只能是在不断流动的、暂时的“共识”之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完全走出了对于这种“基础”的迷恋,试图建构新经典形而上学,以此克服现代性带来的两个主要难题:失乡与自然的工具化。而新宗教主张的对于人自身“神圣性”的唤起则与形而上学具有同质性。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从宗教批判出发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与近代哲学的自由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有着必然联系。现代对历史的反抗完成了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理性与现代的世界理性的区分。在现代对世界的省思中,特别是在将来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上,世界理性获得自身尺度的当下现实。     

反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现代西方美学把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因此而形成了两大思想传统直观主义和解释学。直观主义试图通过消除审美主体的各种先入之见来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解释学则把主体的先入之见作为审美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认为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可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后现代美学对于现代美学的上述努力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语言的固有特征导致西方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形而上学。但超越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抛弃形而上学的意义理论,不再把合乎逻辑作为判断语言和思想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和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形而上学的潜能。     

思、诗与存在之真理

面对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盛行,以及科学技术对人类越来越多的束缚和统治,海德格尔指出,存在的真理已经失落,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关于存在的思和诗开启了存在的本源性的真理,使存在的丰富多彩的特性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安全的居所,启示着人类生存的本质。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