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

在国内法视角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属于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为法律依据之一,虽然该《目录》作为部门规章效力较高,但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推出也反过来促进了《目录》的修改,体现了先行先试下法治对于改革的引领作用。从国际法层面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不是国际投资条约的内容或附件,只要不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条约中的承诺,我国完全有权对该清单中所涉内容废、改、立。在厘清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其开放力度,增加透明度,以其为蓝本来制定其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加强内资管理的透明度,促进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同时进一步扩宽其涵盖范围,与国际投资规则对接。     

负面清单制度与治理的公平正义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也开启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制度包含着公平治理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推动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能够促使政府从“命令型”的传统管理转向“公平型”的现代治理。负面清单制度能够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从而为保障治理的公平正义开辟新的制度建设路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接轨国际通行规则 加快中国负面清单管理

文章简要概括了国际通行规则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信息对称、便利进出和市场管理等方面,指出了负面清单是中国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突破口,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竞争公平、对外开放程度、投资管理模式等方面,最后提出中国负面清单管理的对策建议,要健全备案制度,建立透明政府,完善严格、完备、有效的监管制度,改进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经验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全球经济重构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的重大举措。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效应开始显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制度探索,并已形成若干成果,“可复制、可推广”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也不断显现,亟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解决。     

上海自贸区与中国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上海自贸区是以开放促改革的最新前沿试验场,美国主导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给中国造成改革国内体制的外部压力。上海自贸区为中国进一步开放做历史性准备,具有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是国际大战略。     

国外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实践经验及启示

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是均衡一个国家外商投资自由化需求与东道国国家主权及产业安全保护的制度安排,在保障国家主权、经济安全、本土资源和产业安全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吸引海外资本投资是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本质体现。国外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安排相对较为成熟,研究国外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安排的具体实践经验有利于我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不断优化与完善。完善我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应主要从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多角度全方位完善负面清单设置模式及内容、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着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负面清单”模式下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基于“自贸区”外国投资主体的维度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变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与运行基础

相较于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的建设背景还包括了内地与港澳深度融合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广东作为早期改革的试验田、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先行地以及拥有珠三角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有利于广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能在更大程度上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另外,广东自贸区的未来发展不仅要借鉴和复制部分“上海经验”,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因此,广东自贸区应在全球竞争中充分发挥粤港澳合作优势,破除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更加有效的负面清单管理,构建粤港澳合作的全面示范区,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做出新贡献。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文化产业立法的国际借鉴及启示

文化产业是经济、技术与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为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现象。美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版权保护制度,法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多样性理念,韩国和日本的文化产业专门立法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国文化产业的立法路径应当选择确立基本法和具体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文化贸易规则的接轨,构建文化产品内容审查制度、文化产业市场准入制度、文化产业市场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新兴业态,已经克服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难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商业模式的困境。商业模式从本质上看,就是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这种价值创造逻辑包括顾客价值创造逻辑、伙伴价值创造逻辑和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目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主要有九种：专业期刊与图书出版模式、数据库模式、教育服务模式、电子书销售模式、移动增值服务模式、网络原创模式、广告模式、“用户创造内容”模式、按需出版模式。在选择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时,应注意版税、质量、价格管理、销售模式等问题。     

我国知识失业现象及其负面效应解析

近年来,知识失业已成为我国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现象,它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并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本文概述了我国目前知识失业情况,并从多角度解析了我国产生知识失业的原因及其负面效应,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再生资源产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产业,受到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可概括为：政府主导、立法推动、技术先行、体系保障、权责明确、公众参与。国外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是：建立适合国情的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并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合理的经济政策等来推动,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技术的研发与成果推广,建立规范化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明确各方责任并让公众积极参与。     

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比较及对上海的启示

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各金融中心所处位置发生了较大变化,高层级与底层级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亚洲地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逐步提高;各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经验有所差异,但主要包括放松管制、金融创新、金融基建、政府推动等措施,这些成功经验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

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国际资本所需要的功能定位和金融自由化是必要的基础条件.后者包括资本进出的自由、设立各种金融机构和推出各种金融产品的自由、轻税、监管的宽松等,只有当金融营运的制度环境能与国际上现存金融中心的宽松条件相当时,国际资本才会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宽松的条件却会带来负面的问题.沪港两地的历史上,在政府很少干预的情况下都出现过较大的金融波动.这类波动常在国内外游资集中并寻找投机机会时发生.当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的规模足够大时.这种波动将会造成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后果.而近代以来沪港应付金融波动的历史经验已不适用于上海今天的现实.上海今天唯一的选择是建设内外分离的离岸金融中心,设置防火墙,保护国内整体经济,又能在离岸部分争夺金融发展的先机.同时,防火墙应是动态的,其规则将随条件变化而改变.     

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验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主要按照＂衣食—住行—康乐＂的路径进行,服务消费代表消费升级的最终趋势。我国现阶段总体上已开启向服务消费升级的阶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的消费升级阶段。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后工资的加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结构梯度变化特征,未来我国服务性消费将面临内生性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