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转折与中国人类学的前景─—五位在京青年学者的笔谈

“人类学”这个学科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已存在一个世纪了。但是，由于４０年的学科空白期的出现，人类学的发展在我国处于多重困境之中。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中国学者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对它的学说与研究路径加以充分把握，并向社会阐明它的存在价值，人类学的学术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得以确定。本文由五位青年人类学工作者的笔谈组成，它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学对跨世纪文化理论、对文化变迁的观察、对文化价值体系的探索对于中国学术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贡献。通过不同角度的探讨，这五位青年人类学工作者还对本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富有深度的看法。     

论“多元文化的及其应用音乐”观

“多元文化的音乐”这一观念首先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本文就多元文化的音乐观在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学科中的兴起，尤其是近几年在基础音乐教育新课程改革中的发展作初步研究，探求“多元文化的音乐”观的在音乐教育中的现实意义，以求促进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新课改的蓬勃发展。     

土司遗产田野调查的多维度探索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现存土司遗产进行田野调查,既有助于各类人才培养,促进原土司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七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度认知与理解我国土司遗产的文化本质,而且能将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纳入“文化制衡”的“民族生境”中进行探讨。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谢剑鸣文化人类学本质界说在人类学包融的各种学科中，文化人类学可谓是影响最大的学科，西方学术界对它格外重视。但是它本身的复杂性也总是令研究者们费神伤脑。在西欧，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义语。在美国被叫做“社会──文化人类学”。通常，文...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

从学科性质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创新性的理论学科.教育人类学家遵循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社会的根本看法,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通过田野研究直接面对鲜活的教育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对教育与人性的理解.教育人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整体书写民族志、反思与批判贯穿研究始终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价值,指出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彭兆荣教授以自己在西南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人类学与族群、区域、文学、旅游、遗产等研究领域的关系,对目前学术界的学派划分、学科界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倡导一种无边界的人类学研究.并以西南为例,对"学派"、"遗产"等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进行了谱系梳理和辨析,对于我们了解西南地区的旅游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破学科与跨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新思考与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欲要有新的大的变化，必须做到。破学科”与。跨文化”即打破学科观念的藩篱和引进比较的方法。“破学科”并不是不要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的边界，而是以学科为基础，广泛地引进、吸收、渗透、融汇其他学科的东西，以此突破原来学科僵化模式的限制与规范。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对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引进、融汇和综合。还应该重视原型方法的解读。“跨文化”是一种将多种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即指中国古代文学与多种不同国度、民族文学的比较。比较方法可以产生互为阐释、互为说明、互为论证的效果。     

移动的边界：论旅游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访彭兆荣教授

彭兆荣,男,博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草案特别会议”中方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主持人、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柏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及项目合作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旅游、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艺术遗产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文学与仪式》《饮食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遗产：反思与阐释》《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艺术遗产论纲》《重建中国乡土景观》等专著20余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在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学排名第2位,社会学排名第29位。2016《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位列民族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第1位。     

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重绘中国“非遗”地图——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民间音乐为例

文章以文化地理学与新兴的音乐地理学为学科背景,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这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中民间音乐跨省的交流融通为实证案例,论证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不同步现象,进而指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行政区划框架体系的局限,建议采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用文化区域取代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划框架下＂非遗＂的目录体系与空间分布图进行调整与重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均存在分歧,而合理界定其内涵和范围,对于中国将来制定相关立法具有积极意义。以国际公约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为基础,通过比较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被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具有社会进步性的活态文化遗产。其范围包括:(1)民间文学艺术;(2)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3)文化空间;(4)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力求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从“认知思维”走向“创新思维”

高校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完善人格的塑造、优秀文化的传承、文化德育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目前,高校文化教育仍局限于"认知思维"模式中,在文化教育过程中过度重视理论教学、灌输式教育和共性培养。高校要创新文化教育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文化教育的基础,转变文化教育的方式,拓宽文化教育的思路,达到文化教育的目的。     

文化遗产学初论

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到今天的一切文化遗存,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世界遗产运动的推进下,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实践对象和研究领域,建构“文化遗产学”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文化遗产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产业遗产、文献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等。学科的特点具有综合性、贯通性和应用性。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它的建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诸多学者长期实践和探索的结果,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对历史、当代和未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追求社会平衡与和谐发展等方面的全方位思考,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观,是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与创新的成果。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抉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问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留住北京的传统记忆——简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北京不仅保存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保留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抢救和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迫切地摆在了北京乃至全社会的面前。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政策探析

教育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文化教育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直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政策有效性偏低、评价政策滞后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其教育传承现状堪忧。通过梳理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相关政策法规,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建立全方位的教育传承体系有所裨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力量。     

利用“非遗”资源提高爱国主义教育 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当前应通过深入挖掘"非遗"资源,积极推进"非遗"进课堂,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建立"非遗"传承的长效机制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迅速的中国社会,遗产无论从文化、政治亦或经济方面讨论都具有重要性。在对文化遗产的众多研究中,关注点多集中在应用层面,特别是对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这一悖论的探讨,而对遗产的来源和特征等基本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等基本属性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通过回顾从提出"物质文化遗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这一历史转变,重新审视当代的遗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