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妇女在帝王联姻中的价值

长江、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从未中断的最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文明。原始社会的融合主要是婚姻和迁徙，婚嫁也是一种迁徙。自远古母系社会开始，人类为了生存而不断向各地迁徙，形成各自独立的血缘氏族，至新石器时代已基本形成东夷、苗蛮、华夏相互影响的三大血缘宗族集团。通过婚姻、生产、生活、交换、争斗，至金石并用晚期，苗蛮日益衰落，在原始民族融合中形成华夏族为首的中华文化，并与东夷一道开创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族，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民族，凝聚了…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大气之地、大气之人与大气之作

数千年以前，东来西往或西来东往的东、西两大族系或族团，在天然环境优越的中原腹地、河洛之间汇拢，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凝聚中心——华夏族。     

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都城文化与华夏族文化的关系和特点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都城文化，绝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华夏族文化的影响，其都城的形制和文化与华夏族的王都、帝都都相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东南亚与西亚北非教缘关系国际影响比较

当今世界和平需要和谐的教缘关系。没有和睦的教缘关系不可能实现地区的安定,实现世界和平就更不可能。该文通过对东南亚与西亚北非教缘关系的不同比较研究发现,西亚北非的教缘关系呈现世界最严重、最难解、历史最久远、死伤人数最多、社会危害性最大等特点,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宁的地区和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相反,东南亚较为和睦的教缘关系为地区赢得社会的安定和国家间的良好合作,所以营造了东盟。东南亚和西亚北非是多元教缘关系的正反两极的典型。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问题,东南亚是和睦教缘关系赢得地区良好合作和地区安全的世界楷模,远比欧盟更具有世界性意义。因为世界是多教缘关系,而不是单一教缘关系。欧盟教缘关系只是基督教的内部关系。     

缘坐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中国古代，因他人触犯刑律而被牵连的记载比比皆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语有孥戮、连坐、族刑、门诛以及缘坐等。文章拟对上述刑罚的源流、含义做一番考察，并从处罚行为、对象，以及方式等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仅就立法而言，唐律中的缘坐剔除了前代残酷不道的规定，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相较于前代的类似惩罚，唐律中的缘坐是进步的、合理的制度。     

关于先秦羌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先秦羌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薛方昱羌族是古代居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分布广泛、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是华夏族及后来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特别是农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本文拟追本溯源，就先秦时代的羌族作些探讨，以...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汉民族形成新论

<正> 汉民族是以先秦北方的华夏族为主干而形成的,这似乎已成为历史定论.秦汉形成汉民族说,亦已成为汉民族形成诸说中最有影响且为大多数人所信服的观点.但是,大量的事实却使我确认:汉民族不是形成于秦汉而是形成于汉,形成汉民族的主干不是先秦北方的华夏族而是先秦南方的楚族.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关于华胥氏及其子女在蓝田地区活动传说的初探

根据对华胥氏及其子女长期活动于陕西蓝田一带的传说,作者认为:我国陕西蓝田一带是早期人类的摇篮,是中华民族发祥的起点。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就指的是居住于陕西和中原大地上以华族为主体的民族,这个华族就指的是华胥氏族团。在华胥之后,中国出现了三个主要部落首领:一是黄帝,二是炎帝,三是蚩尤。而这三个部落族团最早都同出一源,即都是华胥族的后裔。后来又在不断地游徙和斗争中形成了诸多分支,继而又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走向融合,终于形成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整体。     

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析秘书的业缘关系

本文拟从秘书业缘关系的类型、特征以及处理业缘关系的原则等几个方面，探讨业缘关系在秘书活动中的意义。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