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华夷之辨”与文化三期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浅谈宋代河东火葬风俗

两宋时期,火葬习俗蔚然成风。在从北宋到南宋的变迁中,以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为中心的河东路始终是火葬盛行的重点区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都表明了此时火葬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与河东路的区域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火葬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兼论宋代火葬

本文从火葬流变，特别是宋、元时期由极盛而转直以及火葬与社会文明进步等三个方面的考察，说明了火葬的历史必然。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如何看待北宋"元祐更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宋“元祐更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元祐更化”虽然废除了大部分熙丰新法,仍保留了熙丰新法中确实可行的有利部分。因此,我们对“元祐更化”的评价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利弊得失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宋代书目中的宋赋研究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色的文体,宋代赋的创作很兴盛。此外,古代的书目里赋不是单收在集部中的。以宋代书目中著录的赋为研究案例,讨论宋代赋的创作和古代书目赋著录的情况。发现宋赋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宋代各类学科各种知识的交叉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宋人文学创作的一幅画卷。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论宋代辞赋

文章就宋赋的地位、宋人的辞赋观、宋代辞赋诸体,宋代辞赋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过程等加以论述。     

《全宋诗》之郭祥正、朱翌、王銍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手,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作品重收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郭祥正、朱翌、王銍三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本文对这些作品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和甄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