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演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标志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可谓蕴涵复杂的近代话语.但清末民初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和思辨值得注意:他们试图纠正文明潮的物质化偏颇,而彰显了制度和精神文明;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而重视道德修养;同时摒弃了西方文明观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体现了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民初知识界对近代文明观及社会风尚的反思影响于社会思潮,推动了"五四"以后文化热的兴起.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针对学术界研究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厘清,一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主体力量出自本土,而非外国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而非没有形成;三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丰富多彩,而非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指出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及其特点初探

社会教育是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引发的。其时 ,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确立了独立地位 ,社会教育公共场所和设施以及以挽救失学民众为中心的各种民众补习学校在各地陆续兴办 ,一些社会教育机构和团体 ,深入民间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它是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兼容并包的一种教育 ,主题是“开民智”、“新民德” ,重心在城市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社会救助的现代性因素——以奉天为例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此时的社会救助工作也出现了现代性因素。当时社会救助有所发展是因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影响加大,自然灾害频发,人类自身活动也使兵燹、疾疫、匪患增多,这些原因导致社会救助工作必须加快发展速度。清末民初社会救助工作的现代性因素,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上有改变社会不公的想法,救助强调"教养并重"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作思想,而且管理机制更趋科学严密,同时注重利用新事物、新科技帮助社会救助的开展。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现代化早期,因此社会救助的现代性因素也仅是萌芽,不能估计过高。     

"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新论

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史学工作者曾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大多从纯军事观点的角度来探讨其原因,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致败因素,那就是民初的社会心理对这次革命的制约.笔者从民初社会心理的三个方面,系统地加以分析,说明了影响"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导因素不是南北军事势力的强弱所致,而是当时尚未形成一种武力讨袁的社会氛围.当时社会弥漫着的"破坏告终、建设伊始"和厌弃战乱、渴求安宁的社会心理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     

身历其境: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与欧洲文学想象(克劳代尔篇)

清末民初,一些欧洲文学家来到中国.他们能透过现象追寻中华文化的本质,向往着历史文化积淀的超越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家,他们汲取身历其境的实存经验,写出个人独到而深刻的生活体会,探索异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心灵冲击,思考文化环境与文学想象的关系,创作出重要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后世.这些欧洲作家书写中国经验的过程,涉及了不同文化的交叉渗透.通过作者书写的主观努力,以及本人不能完全意识到的多重文化场域的影响,创作出涉及特定历史真实的艺术想象记录.这样的记录,虽然不能作为完全客观的史料来理解,但也不是天马行空式的文学艺术想象.本文以克劳代尔为例,探讨欧洲文学家亲身观察之细密,以及观察后所创作的文化想象,再与当时中国人自己的地方志和风土历史记录对照,希望可以对清末民初的城市印象及其可提供的文化想象空间,提出一点新的观照方式.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舆论之骄子 天纵之文豪——记念梁启超诞生120周年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杰山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是同办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政论文章对清末民初的政坛风云变幻起过巨大作用,他的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有着广泛影响。本文着重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作一些沦述,以纪念他诞生120周年。     

清末民初房产交易中民事习惯的历史考察

法治之外,民事习惯在规整社会秩序方面扮演着"准法律"的角色.清末民初,以"租不拦典、典不拦卖"、"亲邻先买权"、"草契"与"老契"、"典三卖四"、"回赎权"等为内容组成了房产买卖中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些属于公序良俗,与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相吻合;有些则与陋规陋俗无异,带有明显的宗法社会的印迹.以房产买卖作为对象来考察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对研究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运作机制有推动作用,对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民法体系也不无借鉴意义.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清末民初美术展览与书画市场

清末民初美术展览作为一种新兴文化活动传入中国,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广泛开展。美术展览不仅可以直接销售书画家的作品,还可以以比较直观的形式增加观看者对书画家的印象,以此实现宣传的目的,这正是它作为一种新型的销售形式迅速为书画家接受的重要原因。尽管当时的美展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但客观地看它还是极大地推动了书画市场的发展。     

蔡元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清末民初,他在革命活动中与天义派、新世纪派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广泛交往,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虚无党思想、互助论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充分利用其反抗封建专制的积极作用,推动革命进程;同时,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对理想社会略作构想。不久,鉴于当时国内革命的不良现象以及欧战的局势,他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及时撇开误区,踏上教育救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