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阮元与清代学风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家埋头考据,忽略经世;崇尚汉儒,排斥宋学。书院教育则一味追求时艺,思想僵化。扬州学派领袖阮元为扭转不良学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任学政时,改革考试内容,倡导经史实学;任会试副总裁时,所出考题皆有关国计民生;先后创办新式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通经致用的真才实学之士;在学术界,阮元倡导通儒之学,主张汉宋兼采和经世。阮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倡导的新风得到了焦循、凌廷堪等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呼应。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所倡导的汉宋兼采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对清末学术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清末汉宋合流和经世思潮的兴起进行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关于中国实学历史定位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实学是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实学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立体概念,在内涵上不应将其“窄化”为经世实学或启蒙之学;在时限上认为中国实学起于北宋,终于晚清,超过或缩短这一时限,将会导致“泛化”或“窄化”;在学派归属上,认为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理论形态,是中国古代文化走向近代“新学”的中介和桥梁。在对中国实学历史定位上,本文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略论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及其现实意义进行论述 ,认为爱国“经世”的实学优良传统 ,应予继承发扬 ;“起旧图新”和求实致用实学的核心内容 ,对现实有启迪作用 ;借鉴实学正确处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关系的经验可为现实服务。     

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经世观之比较

中国文化中的经世精神有其特定的内涵。肇端于先秦,标举于清季,形成两种不同的经世观。一是乾嘉学术所主张的学术上的经世求是,一是湖湘学者所力行的经世实学。两种不同的经世观,成就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型。在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两大文化体系中,二者的根本差别体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入手,可以回答一些学者就湖湘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疑问,特别是通过对少为人所研究的湖湘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分析,完全可以肯定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陶澍经世思想的影响与地位简

陶澍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来自湖南影响全国的经世派重要人物。其经世思想的影响和地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集经世实学和经世事功于一身,倡实学、行实政、求实效,成为当时经世派的领袖;第二,从水利、漕运、盐政入手改革,开发两江地区,裕国安民,通商除害,垂百年之利;第三,举新革腐,便民利商,是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者;第四,惩治不法官吏与重用人才并举,成为整治吏治、注重人才的典范。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阮元思想研究述评

对阮元的研究是清朝乾嘉学派人物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对阮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西学、实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对阮元思想形成的原因较少梳理,对阮元思想中存在缺憾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

自从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于１８２６年刊行后，到民国初年止，竟有１９种仿《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问世，形成了独特的经世文编现象。经世文编代表了一种著录形式的创立，具有体例精善，搜罗美备，注重时效的特点。经世文编一续再续的内在思想动力源自中国传统的交易思想。贯穿于经世文编的思想主旨是传统必须变革。经世实学的致用性使经世文编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开放性。经世文编宣扬的经世之学“政详学略”，究其本质而言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

清代学风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清初 ,出于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 ,大师们所提倡“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是乾嘉时期 ,考据学派提倡“实事求是” ,但稽古不问今的学风 ;三是道咸以后 ,面对外侮内忧 ,“经世致用”学风的复活。本文着重对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内容的异同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叶适易学的经世特征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以事功见长。叶适易学思想作为其丰富的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奠定了其学术路向。叶适易学具有鲜明的经世特征,这与同时代理学家解易所呈现出的“空疏”倾向形成对照。叶适易学之经世表现在叶适解《易》之目的、其易学之重“用”、叶适解《易》呈现出崇阳黜阴的特点等方面。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洪炉点雪 育才求真——访著名教育学家、教育史学家周洪宇教授

正人物名片:周洪宇先生,1958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担任的主要学术和社会职务有: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等。周洪宇教授在教育学理论、教育学史和教育政策问题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学术著作有:《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不朽的文华》、《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文化是一种力量》、《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教育公平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