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皇侃《论语义疏》的性情问题

儒家的精神原则奠基于孔子的《论语》,汉代诸儒对《论语》曾进行过多次注释。这些保留在何晏编纂的《论语集解》中的文献思辨深度有限,相反玄学家何晏、王弼等对《论语》内在价值的领会,却引导着时代潮流。主要活动于齐梁时期的大儒皇侃《论语义疏》的创作,自觉地运用魏晋玄学的本体论哲学的成就,发掘阐释孔子思想的内涵,开启了未来宋明儒者复兴儒学的前进方向。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玄学庄学化与阮嵇美学

玄学庄学化与阮嵇美学汪裕雄一以正始十年为界标，魏晋玄学的主导倾向，从老学转向了庄学。何晏、王弼创立玄学，史称“祖述老庄”（《晋书·王衍传》），何晏“好老庄言”（《魏志·何晏传》），王弼“好庄老”（《世说·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老庄原不分家，在何王...     

张凭《论语》注研究

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何晏与魏晋玄学的兴起

玄学肇始的首创人物,史多推何晏与王弼。《晋书·王衍传》便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亦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关于王弼对创立玄学的历史贡献,先哲与时贤已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而对何晏,则或推说其“哲学成就远不及王”而不顾,或因其著述多佚而忽视。这些做法都颇欠公允。认真研究何晏的哲学思想,对于分析魏晋玄学的源流,是很有意义的。     

言意之辨在王弼经典诠释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意义

王弼对言意之辨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他总结和发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论,并将之用于经典的诠释,从而阐发出其玄学新意:以之诠释《周易》,一扫汉代解《易》的象数传统,而开解《易》的义理一途;以之诠释《老子》,则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体系,是对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超越;以之诠释《论语》,则将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本体思维方式融贯其中,开以玄理诠释儒家经典之先河,为儒道会通开辟蹊径.王弼以之构建起有系统的本体论玄学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回也,非助我者也”解

<正> 近读《论语·先进》“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看诸家注解似有难解之处。何晏《集解》:孔曰:助,益也。言回闻言即解,无发起增益于己。邢昺亦以助为益。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说文》:助,左也。此训益者,引申之义。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译文同前引古人注释一脉相承,不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復也”新解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復也。”这句话载于《论语·述而》第八章。它有个传统讲法,就是:(老师)举一角为例,(学生)不能由此推知其它三个角是什么样子,那就不再教他了。 这个讲法的始作俑者,是郑玄。而后,三国何晏的《集解》、宋朱熹的《集注》及《论语》研究影响较大的著述,都袭引郑说。今人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也依传统讲法作了翻译。     

从比较联系中考察玄学

<正>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研究魏晋玄学,应该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魏晋玄学是两汉思想发展的继续。虽然玄学的性质不同于两汉以经学为形态的哲学,但其间并没有剧烈的转变,它是两汉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继续。从正面说,两汉哲学的发展不仅为玄学提供了思想资料,且提供了先行的萌芽状态的理论形式;从反面说,玄学的出现正好是经学走到穷途末路而发生的转折。玄学是在批判否定经学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在主要点上正是它的反题。研究玄学,将其与汉代哲学思想加以对比,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还应和宋明理学进行对比。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玄学的继续。程颐的《易传》就是接着王弼讲的,是对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两种哲     

说“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关于孔子所言“文献”之义历来说者异趋,莫衷一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解释,是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学术大师郑玄之说,“献,犹贤也.我不以     

郭象、王弼与《庄子》

王弼在形式上虽没像郭象那样注《庄子》,但在实质上,却创造性地吸收和发挥了《庄子》性分自足和因循的思想,并把这些融进了《老子注》和《周易注》,这不仅营造了他思想的实质性框架,而且也铸成了整个玄学思想的基本态势。正如玄学跟“三玄”紧密相连一样,《庄子》始终是中心之一。不仅王弼跟《庄子》联系紧密,而且何晏、嵇康、阮籍等都喜好老庄。所以,玄学一开始就显示着庄子精神的特色。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

汉魏之际思想学术的转变中,《诗经》同其它儒家经典一样,它的神圣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如果说东汉的王充在其反传统的著作《论衡》中预示了思想学术背离儒家学说的趋势,那么,魏正始年间“好老庄玄胜之谈”(《续晋阳秋》)的王弼、何晏著《老子注》、《周易注》、《道德注》,其所激起的一代玄风使秦汉以来定型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个时代转了一个方向。从此,常被称为魏晋思想且其精神实下及南北朝(特别南朝)的玄学思想取代了儒学,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两汉盛极一时的儒家经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到了漠视冷遇甚至怀疑批判。两汉的儒学凭藉官…     

荀粲论微言尽意

作为魏晋言意之辨的主要环节,荀粲论微言尽意在玄学思潮大背景下的意义不容忽视。荀粲的言意观体现了他对抽象义理之关切,这种关切预示着汉代章句之学向玄学的转向。与汉儒相比,荀粲视六经为糠秕,是对经学之大胆挑战;而标出言道之旨趣,实乃玄学之发端。此外,过往前贤对荀粲思想存在一些误解,此类误解直接造成了如今我们理解魏晋言意之辨总体面貌的偏差。质言之,过往的研究大多就言尽不尽意问题措思,殊不知,言如何尽意才是荀粲等魏晋思想家们的旨趣所在。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