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居民中等收入界定及分析

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但目前对中等收入的定量界定还没有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法。笔者借助国内外几种界定方法,分别用主观评价法、比例法测算了南京市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分别预测了2005年2、007年2、015年南京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提出了提高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途径。     

新时期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界定研究

新时期,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出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全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真实内涵,对其进行合理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在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的差异性、可比性、动态性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18598.3元～55794.9元(2011年价格)的区间。这个标准可在新时期为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情况提供较为科学的测度依据。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使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大多数,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合理的收入结构,亟待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来改善,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更多关注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首选手段,以人力资本投资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点在农村。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构建和谐社会与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

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要在经济总量不断做大、整体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朝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中等收入者心态简析

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或地区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既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也存在焦虑心态;形成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理性文化心态和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愿望强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阶层的文化选择。     

必须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兼谈“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使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其中，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由于“农村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偏低，已经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这一群体的比重，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在农村得以实现。关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的途径，本文着重从影响农村中等收入者扩大的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借此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形成路径分析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中等收入者占人口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在"橄榄型"分配结构中,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途径:提高劳动报酬,灵活策略地运用税收、货币政策,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治理拉大收入分配的腐败等.     

浅析“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党的十六大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分配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意义重大。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主要是要扩大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全面理解 ,必须防范一些认识偏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的互动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是一个双向建构的有机体.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自我的界定是不同的,同样,自我界定也影响着其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强调"人"的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所拥有的法权关系;东方文化中的"自我",则强调了人的关系,凸显着人的关系属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位次.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态也决定了"自我"的本质与界定--对"自我"的界定和设计构成了文化的结果,并反映着一定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特性.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利益驱动与社会历史进程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是一个双向建构的有机体.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自我的界定是不同的,同样,自我界定也影响着其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强调"人"的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所拥有的法权关系;东方文化中的"自我",则强调了人的关系,凸显着人的关系属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位次.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态也决定了"自我"的本质与界定--对"自我"的界定和设计构成了文化的结果,并反映着一定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特性.     

重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两个问题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与收入分配不公这一情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收入分配不公是由于行业、地区等诸种因素造成的，比方说，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西安高校的工资收入是六百元，在广东是三千元左右或以上。收入分配不公不是指收入差距，差距是正常的，而“不公”则是由于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造成的，比方说偷税漏税、隐性收入等等。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了，从理论上就有可能提高收入分配。     

“晚清”的含义及意义

对"晚清"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中国中心观"与"西方本位论"两个角度指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试论"寻根热"落潮的原因

分析"寻根热"落潮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点:一是作家自身无力解决理论上的可行与实践上的困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知青作家在能力上还有欠缺;二是一部分风头正健的作家由于个人兴趣、政治因素、经济原因等主动把精力转向其他方面,不再潜心于文化寻根方面的小说创作;三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原因及文化寻根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     

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基于AIDS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集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级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价格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2011年各个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衣着类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对价格变化却不敏感;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呈跳跃式增长,而且受价格影响较大;收入水平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投入和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消费;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调整制造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构筑现代社会结构

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社会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经济的现代化需要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应变化,经济的发展终究会难以为继.     

文化哲学的双重界定

文化哲学具有双重界定:一是指哲学理解范式,二是指新的哲学形态。从广义上说,现代哲学诸形态都有着共同的生活世界、"问题框架"和理论基底,都具有文化哲学意义。而诸多形态的哲学亦不过是对这种文化经验和生存方式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甚至是隐喻的反映和揭示。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只是这种范式、底蕴的集中体现和自觉表征。对于现代哲学的诸形态来说,文化哲学具有"源始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