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林庚的“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人努力重建中国新诗格律诗体的背景下,林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探寻能被广泛运用的格律诗节奏模型。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和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回顾与总结,林庚提出了“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的格律理论。林庚的探索过程和研究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半逗律”与闻一多的“音尺”说及卞之琳的“参差平衡律”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半逗律”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归纳是不完全的,运用于新诗也存在过于严苛的问题,节奏划分上有较大的主观性,这使得“半逗律”无法成为约定俗成、广为大众认可的格律模型。     

林庚先生香港佚诗一首

林庚先生香港佚诗一首袁良骏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楚辞唐诗专家林庚先生，青年时代曾热心从事新诗格律化运动，他的诗歌主张和实践颇引起３０年代诗坛的重视。他诗作甚丰，诗集有《夜》，收诗４３首；《春野与窗》，收诗５７首，此两部诗集均收入“北平文学评论社丛书”...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

中国新诗近百年的艺术发展,一直为诗歌形式问题所困扰。相对于自由诗而言,格律诗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但是关于新诗格律形式的探讨、试验和倡导,却未曾中断过;而且每一次新诗的形式运动,几乎都带来了新诗一段时期的繁荣。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发展,一直处于格律化与非格律化艺术追求此伏彼起的矛盾运动之中。从世界范围内诗歌文学的普遍发展规律着眼,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形式是必要的;但由于五四以来新诗破多立少的发展现状,又决定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必然是曲折而漫长的。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论陈梦家诗歌理论的历史地位

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派中的健将和代表人物。他上承格律诗派的余绪，下开现代诗风的先河，以其富有卓识的诗歌理论很好地完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史上的重要转折。他的主要贡献是在重视新诗格律的同时，对格律的要求提得更为宽泛；并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中界定诗歌美的本质；他强调诗的内在意蕴，从而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卖弱诗风有所匡正；他还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创作经验，不断拓展中国新诗的表现手法，使新诗成为，个深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品种。虽然，他的某些理论未必尽会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但却合于那个时代的诗歌潮流。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理解林庚自然诗观念的三个维度

自然诗的观念在林庚1930年代的诗学探索中占据突出位置。我认为,讨论林庚的自然诗观念,可以从考察三个方面的关系入手：一个是林庚与废名的关系,他们两人既有某些趋近的地方,又有明显相斥的地方。趋近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有一点古雅的意趣,还有两人都喜欢从旧诗与新诗对照的角度谈新诗。废名在他的新诗课堂上评价林庚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     

试论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的"神妙"

按照普适性、统摄性和流传性的原则来确定最基本的审美形态,神妙是源远流长且在当代仍具有价值和活力的基本审美形态之一。这一审美形态的特点在于神与妙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共同体现了对具体的有形的事物的超越,具有直觉体悟的内审美性和内在自由性,表现主体的精神和艺术的造诣所达到的出神入化的美妙境界,具有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审美特点。神妙作为中国独有的审美形态,源自于儒道两家对道的体悟和认识,并在中国古代丰富的艺术和审美实践中生成。     

事件指称的发展

“事件”在语义上由指重大社会历史事情发展为指一般事情;在形式上过去主要是“时间＋事件”、“处所＋事件”、“姓氏＋事件”,现在则发展为3类：主角＋焦点、主角＋行为、事件＋焦点。其发展有语言、社会和认知等方面的动因,最终是为了适应信息网络化和求新出奇的社会需求。     

形式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内在形式”理论评析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历代文艺理论家都对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詹姆逊在对文艺形式，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文艺理论在形式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内在形式”说，阐释了艺术形式与审美认识的辨证关系，以及历史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的动力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异形成语的判定及其推荐词形的确立——以"触目惊心—怵目惊心""莫名其妙—莫明其妙"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触目惊心"与"怵目惊心"、"莫名其妙"与"莫明其妙"的语义理据,指出这两组成语都是字面义略有差异,但实际义相同;认为判断两个成语同义的标准是实际义相同.因为"触目惊心"与"怵目惊心"、"莫名其妙"与"莫明其妙"都是读音相同,实际义相同,仅书写形式不同,所以它们是两组异形成语.语源理据是确立异形成语推荐词形所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触目惊心"和"莫名其妙"既符合语源理据,又符合通用性原则,所以被确立为推荐词形.     

“正体字、副体字”和“简体字、繁体字”——从“识正书简”和“识繁写简”看汉字规范

汉字在不同时代和地域都有不同的正体字和副体字。简化字是繁体字按照文字规律演变的结果。书写和阅读采用不同规范的汉字是不可行的。     

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的关系,为更好地开展中国传统"射艺"的研究理清相关概念和内在联系。研究认为目前对中国传统"射艺"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必然涉及到近代出现的"国学"概念,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作为"国学"的概念是适当的,它能包含"射""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射艺本身蕴涵了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习射能更好地理解国学,同时国学理论又能丰富射艺的内涵。     

现象学视阈下语文课程知识形态研究

语文课程源自生活.语文课程改革离不开对语文知识的梳理与实践,而在语文课程科学化进程中,其理论与实践又面临诸多问题.现象学作为审视语文课程的思维手段,在“还源”语文生活中又建立了新的语文知识观.首先从“自我与生活”范畴来解读语文的生命性,再次从语文的“语与文”关系中指出“道”就是开口讲话;再次从“世界与生活”的意境中来构建语文世界中的意向性;最后从“境界”中来指明语文的纯粹意义在于构成“域”,正所谓“象外无象”,才是语文生活的全部.     

现代汉字字体的创意设计

汉字字体创意是一种文化含量极高的设计形式,具有广阔而又深远的设计开发潜质。我们可以在其结构、意象上下工夫,并向文字的抽象图形化及与其他文种的组合拓展,从而创造出具有强烈视觉感染力的形式语言与多变的视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