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汉代文学历史沧桑感探索之一

汉代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而发,这和《史记》、《汉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扬雄、杜笃都有家族兴衰的切身体验,但辞赋中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冯衍的《述志赋》是两汉辞赋作家慨叹家族兴衰的代表作。儒士经生韦孟、韦玄成、傅毅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家族的昌盛,以及衰落后如何中兴。相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典型的儒学特点。     

唐人如何对待辞赋

辞赋,是汉魏六朝文学上的重要文体。但自从汉代著名辞赋作家扬雄论定它“雕虫篆刻”、“讽一劝百”以来,历来对之多有微词,许多人甚至把它看做是雕琢浮靡文风的代表。现在文学史上写到辞赋,往往也是几笔带过,简单地把它论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但是,考察一下直承六朝的唐代文坛,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坚决摈弃辞赋的作家,文学成就并不高;而那些真正改革一代文风、创造文学高峰的人,倒是相当推崇、重视辞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曹植辞赋初探

对于曹植作品的研究,一般说来,大都着重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对于他的辞赋,却涉及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曹植研究中的一种缺憾。因为曹植不只是在奠定我国五言诗和发展我国乐府诗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辞赋方面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的成功者。在这里,我们试着对他的辞赋作一初步的探讨。一 曹植的辞赋,和他的诗歌一样,按照他的生平要分为平素时期与失意时期两个阶段去研究。这两个阶段,当然要以黄初元年曹丕受禅以后为显著的界限。在我们常见的《曹子建集》(以丁晏的《曹集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突出 ,这使人们很容易认为 :建安文人所倾注心力进行创作的是诗歌 ,当时的主流文体是诗歌 ,而不是辞赋。本文将从辞赋发展的承传关系出发 ,结合有关历史资料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扬马辞赋讽谏论

辞赋是存在讽谏的,但又不是直言谏诤,而是在铺排渲染中寓讽谏之意,比较委婉含蓄,这是辞赋讽谏的特殊性。司马相如以辞赋讽谏汉武帝,扬雄以辞赋讽谏汉成帝,结果都失败了。辞赋讽谏失败的原因,不在辞赋本身,而在于“讽非其人”。因此,辞赋“劝百风一”之说,应予推倒。     

论唐代诗歌美学中的贵淡取向

论唐代诗歌美学中的贵淡取向李祥林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鲁迅先生就曾有诗到唐已做完之说。唐代又是标志华夏审美意识嬗变的一大转折点：中国古典美学以唐代为分水岭，前半期基本尚“浓”，这从两汉辞赋“采滥忽真”（刘勰语）和六朝诗歌“采丽竞繁”（陈子...     

不能优比兴而劣赋

前几年发表了很多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对“赋比兴”的理论和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以及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对古代文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似乎又有一种偏颇之见,那就是优比兴而劣赋的倾向。 大家知道,“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它的运用,是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开始的,而其成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最早也是从《三百篇》诗歌中总结出来的。对“赋比兴”三者的     

元代平江文坛的家族传统与地域文艺生态

元代平江文坛是吴中地域文学演变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过程有三类家族可以作为代表：以袁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书香世家,他们坚守着平江文人崇尚隐逸而嗜好山水诗歌审美的传统;以王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仕宦之家,他们由朝廷重臣逐渐向酷爱诗画隐逸的文艺审美方面演化;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巨富之家,他们由“勤慎敦愿”到收藏图书古玩,再到“辄能别识”审美鉴赏的演变。元代的平江文坛经由这三类家族的文化积累与地域染化,终于形成了崇尚山水隐逸与爱好书画诗赋的文艺审美生态。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诗歌“空筐”结构谈

任何优美的诗歌都具有“空筐结构”的性质。“空”是诗美的容积,“筐”是它的限度。所谓空筐结构,指的就是兼容诗歌里所固有的艺术形象、艺术气氛、艺术情趣以及供读者自由联想并参与艺术再创造的广阔的艺术世界。简言之,它是艺     

评“诗无达诂”说

关于诗歌的解释,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它之产生是有社会依据的。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形态里,诗歌的历史都是最古老的。当文学尚处于口头创作的原始阶段,先民们即将生活经验、民族传说、宗教信仰、感性体察等以韵语的方式加以概括,使之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产生了早期的诗歌。这时的诗歌远非纯文学观念所能理解的,它具有经典的性质,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指导意义。我国商、周时代的先民诗歌即被视作同古代政书、训诰、誓辞等一样,长期成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准则。春秋时人们认为：“《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古人论文以“气”。这种文气说,既不简单地等同于文章的气势,也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禀性、才气,它有丰富而具体的内涵,是散文领域里一个与诗歌的意境说平行的美学范畴。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个赋于“气”以美学意义的是曹丕,他把“气”与“文”联系起来,提出了“文以气为主”。以“气”论“文”,可以说是建安时代重视作家个性特征的时代精神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建安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气之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

本文从诗歌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入手 ,观察边缘境遇中 90年代中国诗歌的反思与寻求。文章认为 ,90年代中国诗歌是反省的、过渡性的诗歌 ,不以形成某种典范或出现杰出诗人为标志 ,而以个人意识、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丰富性见长 ,具有疏离“重大题材”与共同性主题 ,用语言破解权力与暴力等方面的特点 ,同时以“反讽”、“叙事性”等语言手段探索了包容矛盾复杂的现代经验的可能性。这种诗歌的特殊意义在于 ,它偏正了 2 0世纪中国诗歌主流强调抒情批判而相对忽视言志 ,重视群、怨而兴、观不足的现象 ,重新理解和实践了五四时期提出的诗歌“具体性”的主张。     

发展报告文学的几个问题

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文学园地里开放了一朵鲜艳而奇异的新花,这就是报告文学。它的历史,如果从“五四”算起,到今天也不过六十年。与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相比,报告文学确实非常年轻。但是,由于它是在新闻和文学相结合的特殊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所以,它的生长速度,丰硕成果,是惊人的,它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艺术道路;同时,也正因为它的特殊的生长规律,今天仍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