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纯粹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早期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当过清客,就是更早些的贾谊,一代人杰,也难以摆脱宫廷文人之讥,更无论扬雄、班固.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非常奇怪的文体——赋.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

初盛唐时期,宫廷掌握着文坛发展的趋向,以皇室群体、宫廷文人及王府僚属为核心,形成了文风相近且牵连交错的文学集团。唐代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在师法授受、学习内容、诗文创作等方面,既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继承,又能根据唐代宫廷文学的基本任务,在经史修习、杂艺熏陶与文学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出符合宫廷审美需要的文人。本文从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接受教育的制度、途径、内容与方法入手,考察初盛唐时期上层文人的文学教育与文学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诗史建构、创作规律总结及实践引导三方面,揭示文学教育在宫廷诗风演进中的作用,以期提供一种从文学教育的视野理解唐代文学变革的理论路径。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南朝文人的诗歌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多抒写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加上一部分文人特别注重形式,讲求绮丽、用典、对仗、声律,因而,南朝的文人诗歌和辞赋、散文一道,被人们视为“贵族的文学”。其实,这只不过是南朝文人诗歌的一个方面。在南朝,民间歌舞特别兴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由于南朝民歌婉转、柔媚、妖艳,很适合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因而,南朝的民间歌舞便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流传于朱门紫户的九曲迴廊。受当时民歌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南朝的文人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便不断地从当时的民歌中汲取营养,由此而形成了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清宫词艺术一窥

宫词是以诗歌描写宫廷生活的文学形式。宫廷是皇家禁地,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中心。宫廷里的人物、事件、典章、礼仪,帝、后、妃、嫔的起居以及风俗习惯,历来被视为秘闻。宫词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使我们透过窗口看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 宫词作者大都是侍值宫廷的文人或熟悉宫闱生活的人。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写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六朝组诗的成因及文化意蕴

六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出现了众多诗人和诗作。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组诗的形成与此间文人集团的出现、朝廷宴饮风气及文人的研习与拟作有关。它以独特的形式折射出时代的文化意蕴和文人心态,在文学发展史中有着特殊的文体学意义。     

“晚宋晚明之间应居一席”:朝鲜诗人李德懋

李德懋(1741—1793)是一位18世纪朝鲜实学派“四家”著名诗人,曾受到清代著名文人的很高的评价,并在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因此考察清代文人对他的诗歌的具体评价和他接受中国诗文学影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玄宗与开元前期宫廷诗坛

开元前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文学创作呈衰歇状态,主因是玄宗励精求治、抑制奢靡,宫廷游宴大大减少,从而间接抑制宫廷诗歌唱和的发生。他从历次政变中吸取教训,防备心理甚重,不惜一切清除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因素,导致众多文人被诛杀、流贬。同时,为加强权力的集中,他对王公贵戚的限制,导致文士入仕途径受影响,使之不能成为宫廷文学的参与者,从而间接影响创作群体的形成。     

北宋太平宰相晏殊的诗学思想

晏殊的诗学思想在北宋新旧诗风转换的时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它继承了前期昆派咏“颂声”的主张,反对诗歌反映严酷的现实,代表了后期昆体与诗文革新派最根本的分歧。晏殊在继承前期昆派咏富贵语的同时,以惟说“气象”代替满纸的金玉锦绣,推崇清丽闲雅的诗风。这是对昆派诗论的发展。在对前人优秀文学传统的学习上,他称赏韦应物、杜甫及韩愈、柳宗元,体现了后期昆体诗人开阔的视野。他注重诗句字词的锤炼与语言的表现力,对后代诗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建安诗歌形态论

诗歌的存在形态直接影响其功能与特质，作者认为中国“文学自觉”起始于建安文人诗歌。从形式上看，从合乐可唱的乐府经由拟乐府诗而发展到主要五言的建安文人诗歌。从内容上看，尽管从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的因素，但已渐变成了“写志述怀”之作，更加“个人化”了。建安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标准接受传统、改造传统，形成了“歌消诗兴、以诗代歌”的文化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的重写研究

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是14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于深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乔叟在早期诗歌中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为了反映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对其进行了相应改写。随着文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对其中的贵妇和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阶层矛盾的态度。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他个人风格形成的过程,还为后人了解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问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论辞赋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流

学术界普遍认为 ,到了建安时期 ,诗歌已经取代辞赋 ,成为文人创作所采用的主要文体。本文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建安文人对诗歌与辞赋的不同态度以及当时文学的创作实际三方面出发 ,对这一定论予以重新考察 ,认为建安诗歌的成就虽然超过辞赋 ,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亦非辞赋能及 ,但它还是无法动摇辞赋在建安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地位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建安风骨”的美学内涵及形成原因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点被概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这一文学范畴的实质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强烈的现实主义、高扬的政治理想、突出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风骨”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诗歌形式自身的发展和极富特色的文学语言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成为后代诗歌革新运动标举的旗帜;而且被后世文人作为创作上的追求目标。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