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 ,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 ,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 ,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的地位的目的 ;另一方面 ,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 ,相反 ,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纬的兴起。本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求谶纬产生的原因。一、西汉时期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思想背景西汉统治者...     

谶纬及其思想效应

本文概述了两汉谶纬之来龙去脉．揭露其兴也政治，其政亦政治，但它对传统思想仍造成了特殊的影响力，大抵包括：根据"天人感应"信仰附会天意，索解人事；为此不惜溢美经典，神化圣人；而最终目的乃是攀附政治，沦为无常的把戏。令人检讨经学谶纬之关系，于此不可不察。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谶纬的起源

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兴起,以为汉政权确立合法性依据。谶纬几乎同时产生,其主旨与经学相类,只不过多了许多怪诞的成分。王莽篡汉,大量利用谶纬,光武中兴,以谶纬为国家意识形态,谶纬得以最终定型。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汉代谶纬兴起的文化因素分析

谶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有着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春秋战国时齐学家们整合的阴阳五行"思想律",为谶纬提供了阐释社会现象强有力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儒学被定于一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谶纬获得政治的强势地位提供了攀附的基础。汉代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信仰是谶纬得以兴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汉字产生的神秘过程和汉字结构特征也为谶纬的制作者提供了便利。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