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借春恨悲秋的主题抒国运衰微的哀思——读李璟词

李璟(916—961)初名景通,字伯玉,南唐烈祖李昇的长子。九四三年继位,后称南唐中主,庙号元宗。作为国君李璟是很平庸的,作为词人李璟有很高的造诣。他留下的四首词,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四首词可能都是他晚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别,就是借用男女情事,春恨悲秋的主题,表现词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感受和情怀,抒发他因国运衰微的哀思。李璟晚期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无时不为自身和南唐的安危存亡担忧。当这种苦闷无法解脱需要宣泄时,他就以自己的爱好和擅长,借用风靡一时的小词形式,传统的春恨悲秋的主题抒发出来,以求得心态的平衡和     

《诗经》试探三题

《诗经》伤春悲秋之作，通过对春与秋这两个物候的描写，将春光秋色典型化美感效应凝结在饱含社会人生内容的艺术载体中，成为中国文学中伤春主题和悲秋主题的滥觞。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珍惜人生，爱惜光阴，尊重自我价值的普遍观念，而《诗经》是最早将这种思想艺术化的文学作品。《诗经》多样化艺术的形式中，以抒情言悲收束通篇，占显要位置，启发了中国文学对结尾艺术的追求。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艺术长廊中,悲怨之作的表现模式之一就是“春恨”。春恨主题寄寓着历代诗人、作家观物反思,借与自然界的物我关系对社会人生的广泛思考。春恨主题主要存在于诗,赋、词、曲等抒情文学中,又逐渐向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渗透。它虽变体繁多,但自成系统,为创作者代代沿袭、充实、发展,不仅给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以深远影响,而且给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习惯以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不是就某篇作品,哪个时代,何种体裁的文学现象谈春恨,而是试从古代抒情文学流脉的总体出发对春恨主题进行初步的考察。     

岭南诗歌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

"清淡"是岭南诗歌的基本风格之一。清淡之风的形成,与岭南独特的气候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岭南,由于季相不明显,缺乏相应的能够触发诗人伤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因而难以产生真正伤春和悲秋的作品。从生命意识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审美角度看,又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因为它成就了岭南诗歌清淡之美。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感。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柳意象的相思情爱内核及人格化历程

宋人李元膺《洞仙歌序》曾谓:“一年春物,惟梅柳间体味最深.”《林下偶谈》也曾载这段动人的传说:“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云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问其故,曰:奴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当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拖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冷斋夜话》亦载苏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显然,上述论列传闻所涉及的柳,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传统的富有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原型意象,它集中而鲜明地代表了一种感伤文学传统,同时也是男女情爱、惜春离别的心灵符号.     

悲秋传统中的柳永词

柳永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悲秋情结的词人。他把文人的悲秋传统与词的缘情传统相结合,对悲秋题材作了词化的处理,并且通过刻意表现秋晚或秋夜的情景,强化了悲秋题材的感伤色彩。另一方面,柳永还以悲秋的传统改造了词的境界,在柔婉的闺阁之词外新开出了沉雄的江山之词。     

魏晋悲秋内涵的特色

本文专门探讨魏晋文学的悲秋内涵。魏晋悲秋文学承接前代悲秋的丰富文化内涵,在魏晋凸现了三个主要特点:情感独立、人生忧愤、世俗倾向、悲情稀释。     

王夫之正统论与遗民生命意义的建构

作为十七世纪立场最坚定的明遗民之一，王夫之在其正统思想中植入了遗民群体对生命价值与使命的深刻思考，并重估了正统论中若干关键性概念。他首先强调华夏治道与民族身份、特殊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确立易代之际遗民存道的必然性。同时又在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内，重新评价了统一和善治之于王朝正统性的意义，消解了清朝对士大夫群体在合法性上的吸引力，最终在正统复兴与遗民存道之间建立起关联，为遗民群体的存在构建了生命意义。     

论壮族词人黎建三的词创作

清中叶著名壮族作家黎建三，有《素轩诗集》六卷，附词剩一卷。其词内容丰富，既有传统的艳情词，又有伤春悲秋感叹时光流逝的词作，也有送别词和行旅词等。建三词独抒性灵，情感细腻真挚，提法多有新意并蕴于哲理，化用前人词句自然合理，语言精练而通俗生动，风格沉郁自然。     

《“悲秋”新探》一文商榷

赵振波同志《“悲秋”新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悲秋”现象的发生原因,不乏卓见。但该文将悲秋的发生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现象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间质的区别,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笔者未敢苟同。《新探》一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悲秋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发生”,即一,秋主     

试论柳永羁旅词的悲秋情结

作为落魄文人的柳永 ,在他的词作尤其是后期的羁旅行役词中 ,表现出了浓重的悲秋情结。此文旨在探讨柳永词作中悲秋情结出现的原因 ,并结合其作品分析悲秋情结的具体意蕴。     

宋玉:独绝千古的悲秋之祖

历来学界对宋玉为悲秋之祖的论题只有抽象式认同而无实证性阐解,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肯定宋玉首次揭示出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开创了文学的悲秋母题,其作为悲秋的文化符号而独绝千古。     

述怀次张晴山韻

徒闻海外有仙山青壁连天未可攀尘世何如一春梦浮生能得几睦闲年来故友。皆萍散老去遗民与石顽难得诗人张子野不时欢聚破愁颜。     

解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的遗民话语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写有不少谈遗民的文章,在民族命运面临深重危机的情境中,周作人与遗民文化的此番对话别具深意。周作人的遗民话语呈现了遗民思想与生存的真实性、复杂性,他肯定的是思想通达而兼具民族气节的遗民,对历尽劫难仍保有闲适情趣的遗民深具同情。在移民、忠义、降节者几种乱世人生选择中,周作人对遗民式生存有所肯定,然而其“以气节为时俗”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观念又使他对遗民式生存进行了价值颠覆。     

宋词在伤春背后的情感体验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人对自然十分关注,自然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这种影响渗透到文学的创作中,因而伤春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几大主题之一.伤春主题在宋词中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宋词中的伤春已不是简单的天人感应,词中之"春"是一个民族艺术审美和情感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词中之所伤乃生命之伤、爱情之伤以及家国黍离之悲.     

长江三峡与悲秋文学

长江三峡是悲秋的文学主题和时间悲情的原发地、多发地、绝响地。宋玉的《九辩》以心物同构模式和社会、人生、自然的巨大悲剧内涵开启悲秋的主题和传统,宋玉也成为真正的“言秋之祖”,“宋玉悲秋”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典故。长江三峡的悲秋主题在汉魏六朝即已扩为宏响,至唐代杜甫《秋兴八首》和《登高》而达到高潮。     

悲秋意识与忧患意识异同论

一笔者曾就悲秋意识的源流和内涵作过初步论述,认为:“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与偏重于社会政治领域的忧患意识不尽相同,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体紧相关联.悲秋意识的核心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人心中引起的深刻颖悟,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忧恐、悲叹、把握和思考。质言之,悲秋意识即包含了深刻的时间观念的生命意识,在它的背后,深隐着中国古代文人亲和自然、肯定自我、重视生命的价值定向。”①纵观漫     

亡宋流人家铉翁的家国情怀

宋元易代之际,家铉翁作为祈请使,被元朝羁縻北方十九年,南归时已年逾八十。今存其创作几乎全作于羁北期间,以抒发故乡之思、故国之念和坚守之志而深切动人,从中体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其诗文多以乡国之思蕴涵黍离之悲,以前朝遗民流寓之身,亡国之恨不便于直接表达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