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本质是复杂科学范式

只有深刻地把握从现代科学范式向后现代科学范式转型这一大的科学革命的历史趋势,才能真切地把握各学科出现的新特征、新趋势的本质。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刚刚兴起的“治理理论”,其本质特征是强调民间社会之间、民间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网络机制和体系,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机制。因而从现代科学范式向后现代科学范式的视野看,其本质应属于后现代复杂科学范式。     

信仰·科学·可持续发展

科技革命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认识和处理此问题的关键,是正确理解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摆正它们的位置。科学和信仰既相互依赖又相反相成。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仰。正确信仰规定科学理性的价值目标和方法的选择。发挥信仰应有的作用,有助于克服科技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     

科学划界问题:回顾与启示

科学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从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到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到消解主义的没有标准,再到新实在论的多元标准,划界问题经历了诸多变故。鉴于科学的巨大社会作用和伪科学的诸多危害,划界问题不能被消解。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

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划界行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后果.不考虑历史维度的纯逻辑研究割断了科学的完整历史,在理论上造成缺憾,并导致现实的困惑.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混同了标准与判据.划界标准立足于科学的本质,据此形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能对此提出"足够精确,便于操作"的要求.划界的判据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依据,在整体上体现出科学与非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     

西方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理论透析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技术能够得以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西方的科学体制化是依次由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完成的。透过西方科技体制化历史进程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科学体制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上与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相一致。借鉴发达国家在科学体制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缺失，对于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文学科:从学术到科学

本文认为,人文学科,就其在西方及中国古典时期的状况而言,基本上均表现为一种旨在造就"有学养的人"(韦伯语)或即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的"君子"的学术性活动,因此,从本性上讲属于一种"善性之学".然而,随着西方科学革命在17世纪的爆发以及这一革命使科学在西方成为普遍崇拜的对象,人文学科便逐渐变异为一种其目的在于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规律或即所谓"正题法则"(皮亚杰语)的科学活动,并且因此引发出一系列严重后果.本文提出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人文学科的名称取代现今十分流行的人文科学的名称.     

硬、软范式转换:系统科学革命如何可能

从经典科学向系统科学的范式转换是否构成科学革命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随着范式思想的演化和发展,范式转换可以分为硬范式和软范式转换,前者构成科学革命,后者主要指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经典科学到系统科学无法构成科学革命意义上的硬范式转换,只能构成软范式转换。     

《新世纪》与近代科学思潮

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与近代科学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该刊注重知识、智能和科学的传播,认为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利器;对宗教迷信进行了激烈声讨,提出"以真理的科学破迷信"主张;特别是它以科学公理推导革命,认为革命全凭公理.<新世纪>的这种科学特色使其政治主张披上了一层理性色彩,但机械论式的科学主义倾向显然是不足取的.     

科学哲学简史: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

承认科学哲学史本身就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观的超越。如果我们不仅相信维也纳学派属于科学哲学,而是古希腊诸贤也有科学哲学思想,那么这种思考将对何谓科学哲学以及如何推进科学哲学给予重新理解。古希腊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思想是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来源;中世纪往往被称之为文明的黑暗时期,但中世纪的宗教信念在本质上是对古希腊以来某些重要科学成就如共相论、四因说、天体学说的绝对化过程;理性时代不仅是科学革命时代,也是科学改变哲学的革命时代,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等人的怀疑论归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其思想实质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不过是当时数理科学的哲学反思而已。     

革命科学与社会转向——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初探

与以往社会理论不同,面对现代性危机,马克思转向社会生活的分析从而发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在经济、社会和历史三个向度中,马克思对现实关系的批判正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关系构成了马克思革命科学的基础。社会转向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科学。     

中华古代科学文化兴盛的动力因素探析

中华科学文化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但是在古代中华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于世界科学进步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试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用人制度的推动作用、教育机构对科学知识的普及作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几个角度分析促进中华古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产生了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到了现代,科学主义又以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不仅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存在“范畴辨析

通过古今西方哲学家对于“存在”范畴的不同表述 ,揭示了“存在”这个西方哲学核心范畴的演变过程 ;恩格斯关于“存在”的科学定义对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有重要意义 ;“存在”的内涵仍将会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试论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思想文化基础,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分权制衡、代议制、普选制和法治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当代政治制度,其思想文化基础是根源于古代希腊,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得以形成和完善,并在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潮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自由民主思想。这种自由民主思想集中体现在西方思想家对人性、民主、法治、道德等问题的探讨与认识之中。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条主线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反教条主义与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科学与民主内化于中国人思想血液的过程。然而,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他们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反对科学、反对民主,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今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古今中西的协调问题。     

智库发展趋势及其当代价值

智库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对于决策科学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智库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智库发展的新趋势是除了为本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之外．大部分智库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意义的智库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应把握智库发展国际化新趋势,勇于面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积极拓展智库的功用,充分发挥好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