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民自身的强烈要求。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必须通过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经济,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尤显得很有必要。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研究

通过土地合理有序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新形势下三农问题面临的重大抉择。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是改变土地流转自发、分散、无序状态的基本路径,而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所以,要大力扶持农民专合组织并以其为土地转入主体、明晰农地产权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搭建农村金融平台、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等,以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     

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兴起新一波的工商资本下乡热潮,迫切要求建立资本下乡促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新一波资本下乡的兴起源于农村利润空间及国家政策支持,其客观效果是使农民卷入到更广泛的市场体系中,获得收入增长的机遇。实践经验表明,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工商资本与乡村社会互动面临的交易成本困境、公共资源配置困境及利益再分配困境,均可以通过村社组织有效破解。与其它合作经济组织相比,我国的村社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基层组织,具有组织成本优势、资源优势和合法性优势,因而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尽可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温铁军撰文《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指出,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为制造业经济。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也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再改回为原来状态。就此而言,在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无济于事的时刻,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     

乡村贫困及其治理：农民权利缺失的经验分析

乡村贫困的本质根源是农民实质权利缺失导致基本能力缺失,亦即获得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等关系民生支出的权利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把乡村贫困治理置于农民权利获得框架进行阐述和分析,是因为只有消除乡村社会人身束缚、制度歧视、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才能提高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乡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拆除造成农民实质权利缺失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乡村贫困治理纳入以农民实质权利获得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轨道。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的嬗变

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是在对传统农民自治组织和外源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批判的基础上,伴随着农民利益主体意识、政治主体意识和自治诉求的不断提高而滋生和发展的。它在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有效回应民众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非均质社会环境和制度供给缺位、外部输入过剩、集体行动的困境等诸多因素的交叉影响和制约。当组织无法将这些外部负效应内部化、内部负效应正效化时,便会偏离既定的轨道而发生嬗变。文章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切入,明晰了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嬗变的表象,剖析了嬗变的原因,试图从学理上匡扶它的发展路径,以助益它的健康发展。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纵向一体化经营、组织规模大型化、组织体系走向开放、经营机制企业化、经营方式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了解和掌握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变化趋势,并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发挥资源和特色优势,以灵活的机制和方式,促进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快速发展。     

乡村治理视阈下“一肩挑”的民主张力、价值体现及可持续发展

“一肩挑”制度在具体推行中存在干部产生方式模糊、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种民主张力只是制度建设不成熟的外在表现,“一肩挑”内在蕴涵着的民主价值主要包括：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的统一。因此,需要对“一肩挑”制度的民主逻辑问题进行阐释,从外在制度建设和内生性资源培养两个层面推动“一肩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