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尔克西散文的审美特征

中国哈萨克族著名女作家叶尔克西善于用女性独特的眼光来审视世间万物,并在其散文作品中展示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倾向,对自然美、女性美和感伤美的崇尚是叶尔克西散文的重要审美特征。     

《永生羊》——哈萨克的生命牧歌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①的散文集《永生羊》用一种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样式表现了哈萨克族牧人充满质感的生命形态,及其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和对生与死这个命题的理解,并以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审视促使人们思索实现其现代转型的问题。     

叶尔克西散文中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

新疆当代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的散文创作体现了自然生态观和生命生态观的交融。其作品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及由这种合谐而显示出的一种生命生态观。其对大自然的描写是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孕育的结果,对生态的关注为西部文学增添了新的地域文学表达。     

归有光的“至情论”及其散文创作

归有光所提出的"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的"至情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正是基于对人间至情的珍视,归有光才能毫不吝惜地将"至情"延伸至人性中的各类情感,并真诚地加以赞美,从而创作出大量感人至深的散文作品,具体体现在家庭亲情、乡曲应酬、经世致用三类作品之中,而以家庭亲情散文最具特色.     

论“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长篇历史小说中的蒙古马文化

蒙古马文化是游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蒙古马文化已经浸入到蒙古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游牧文化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都离不开蒙古马的身影。在“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长篇历史小说中,蒙古马是文学作品中地域性文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蒙古草原的精神内涵,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力量。“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长篇历史小说中关于蒙古马的精神特性主要体现在马与人之间共生、马作为蒙古人的精神图腾以及马被蒙古人赋予神性成为信仰等方面。     

刚健卓异的西北风景——新时期“西北散文”创作论

由于处地的偏远性与文化的边缘性，新时期以来中国“西北散文”创作绝不可能承担引领散文创作风气的神圣使命，而是在试探与调整中呈现出“尝试一刺激一调整”的反应模式，并在这种模式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散文创作姿态，进而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它主要形成了对于“西北物象”中蕴涵的精神资源强调的突围风景，具体到文本上，新时期“西北散文”呈现出厚重与宏阔的美学特征。     

“写诗”、“写实”与“写史”——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思想流变

周同宾是河南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四十多年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写诗"到"写实"最终到"写史"三个阶段.作家不同阶段创作思想的变化,既有时代思潮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也有作家对创作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周同宾创作思想的演变和他在创作实践中的得失在河南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及典型性.     

“我的北平”与“新中国的首都”——从北京题材散文创作看老舍创作心态的变化

老舍先生记写北京的散文并不多,但时间跨度大,风格差异显著。从“我的北平”的情化描绘到“新中国的首都”的高亢礼赞,作家经历了创作的巨大转变。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即从“书生本色转化为人民本色”,从注重作品的感动力到强调思想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论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对“骈文化”创作倾向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继承与创新两个角度论述了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的"骈文化创作倾向",全文论述角度更加偏重于这一时期书信体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发展与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主要是从语言句式的对偶、四六句式的对仗、音韵声律的和谐以及用典技巧的运用四个方面来加以体现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使读者对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相间"的文体形式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美术创作潜在的“梦”及其“冲动”探究

“梦”和“冲动”属于潜意识范畴,深刻作用于美术创作活动,而艺术家对此往往是不自知的,需要从作品回溯或者通过艺术家的精神分析才能显现,但其作用却是贯穿艺术家的创作始终的。美术创作是美术的重点环节,同时也是美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美术和美术文化传承中“梦”及其“冲动”的潜在作用和意义则主要体现在美术创作中,得以体现主体心灵的表达、升华和再积淀。何为美术创作？     

“和文化”：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和文化”既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问的依存关系,更体现出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是草原文化特别是昭君文化最独特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的核心内涵,集中表现为和平、和睦、和顺、和乐、和美、和谐、和衷共济,正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昭君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节日打造,对于建设内蒙古文化大区和呼和浩特文化大市,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吸引国内和国际的注意力,增强自治区和首府城市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原精神：“内爆”的美学张力与厚重的艺术世界——李登建散文创作论

李登建的散文艺术,以平原精神作为贯穿散文的内在精神标高和尺度;以内敛深沉而又内郁纠结的情感反思,建立起了“内爆”式的“平原哲学”。他擅长从具象处入手,使用华美丰饶的抒情思语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言俗语,而“平原”的文化地理意象和“黑色”的色彩意象,构成了李登建散文中的两大核心意象。     

“文革”期间乐曲创作的特点及其得失——基于唱片的研究

仅以“文革”期间(1966~1976年)中国唱片所录制的乐曲作品(不包括歌曲)为研究对象,概括出“文革”十年乐曲作品的主要内容:歌颂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祖国;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民团结;在“革命”的名义下鼓励各行各业抓生产建设;歌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移植于其他艺术体裁优秀作品的乐曲;国际化题材的乐曲作品。“文革”期间乐曲作品在音乐文化建设上的美学特点是:对各种乐器没有门户之见;对各种曲式没有刻意的褒贬偏见;对演员在使用上基本没有类别性歧视;乐曲作品的专业性使“文革”期间音乐文化的建设具有自身的美学标准,并不完全被“政治性”所左右。这些乐曲作品之所以比较成功的原因在于:在思想性与审美性之间取得平衡;在专业性与群众性之间取得平衡;在引领性与普及性之间取得平衡。当今形势下,我们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努力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