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中“疼痛”母题的创作动机

毕飞宇的小说以“疼痛”作为其创作的母题。主要原因在于作家童年经历过的“文革”对作家的心理产生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家族史的断裂，更使得作家产生了一种漂浮感和没有故乡的疼痛感。毕飞宇没有沉溺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是将个人的感受转化为对人本身的客观关照，把自己和他所关注的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力书写当世芸芸众生的“疼痛”，反映他们的不甘和时苦难命运的抗争。     

宁夏“城市文学”缺失现象浅论

新时期以来，宁夏的文学创作已成为宣传宁夏的一张“名片”。但是，宁夏作家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致使宁夏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小省干大事，小省出大文化”战略的一种回应与期待，宁夏作家必须正视当下的城市心灵，思考应该如何超越农村和切入城市生活，或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可以沟通的途径，从而超越作家自己的存在半径，创作出具有宁夏特色的“城市文学”。     

“纯性”与“热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纯性”与“热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中国当代的‘人杰’”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是为数不多能引起世界级轰动的作家之一。日本成立了拥有120多名会员的“老舍研究会”，还率先出版了《老舍小说全集》；欧美等国也纷纷翻译老舍的作品；前苏联的一位教授说：“在苏联没有‘老舍热’，因为根本没有凉过。”老舍的作品在那里行销数百万册。     

作家的经济状况对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作家所处的经济状况对其创作产生何种影响，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才有利于作家创作力的保持和提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我国古代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后来不少人依据这种说法，认为搞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想取得成就，特别是高度成就，就应当保持经济上的贫穷。因为只有贫穷才能使从事创作的人成为大诗人、大剧作家、出色的小说家。似乎贫穷是成为大作家的必备条件。其实，这是对“诗穷而后工”原意的曲解。“诗穷而后工”出自宋代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原文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作家论（上）

中国古代作家论（上）樊德三作家的修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程度。关于作家的修养论，我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专著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在文论、诗论、词论等著述中还是散见着许多有见地的言论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德才”和“学识”两个方面。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     

新疆流寓作家的类型及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种种原因流寓到新疆的文人很多,除了一些早已蜚声文坛的大家,还有更多的作家、诗人是从新疆出发,从新疆起步,最后才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现根据其来疆原因将流寓作家大致分为四类:因政治原因被迫下放、知青支边、自我流放、工作调动。这些流寓作家促成了新边塞诗派的兴起,积极地推动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时期作家对新疆各民族现实人生状态的关注和表现,使内地读者群开始关注新疆,为新疆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家海明威及新闻工作对其创作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新闻记者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作家。西方国家犹甚。本文试图通过海明威从记者到作家的经历，剖析其“电报体”文字的形成过程，来解释这种现象，说明新闻工作的“训练”对一位作家的成长是何等重要     

论文明互鉴视域中风景文学的生命意识抒写四维度——以新疆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为例

新世纪的新疆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周涛、刘亮程、李娟等文学名家频频摘得茅盾、鲁迅文学奖等国家主流奖项,《本巴》《遥远的向日葵地》等一批文学作品构筑起文学维度的新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成立,新疆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新疆文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代新疆文学独有的历史意蕴、地理景观、文化记忆、生态意识、边疆书写和生命抒写等,均呈现出新疆独有的“气质”“风韵”。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蕴含着风景书写与生命意识的深刻意蕴,有着作家独特的精神追求、理想信念、人性思考,关联了作家的处世态度、审美观照、艺术表达,赋予风景文学人文情怀,重构了新的审美体验。     

影响与误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时间塑形

受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循环时间观和博尔赫斯迷宫时间的影响，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开始热衷于时间的“炼金术”，他们在时间的循环往复、时间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方面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和实验，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由于没有哲学、美学乃至宗教信念作为思想支撑，新潮作家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时间意识，他们的时间塑形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最终沦落为操纵时间的游戏。     

你看一盘散沙,我看一船珍珠──论《围城》的结构

《围城》写得极为琐屑散漫，其结构却极为精致讲究。运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发现小说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人的“生存结构”（不断地结构又解构，解构发结构）的理解和表达、通过语言“单线孤行”的本质特征，可以理解小说“序列相嵌”兼“草蛇灰线”的基本叙述功能，从而发现作家行文布局方面的文心意匠。作家的“创作心理结构”，将另文再论。     

承袭·变异·重现——评董立勃新作《白麦》

新疆垦荒小说作家董立勃，以传统男性惯用的“红颜薄命”的模式来展现那个时代特殊地域女性的苦难史，作者在批判那个时代对人性的践踏的同时，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落入了传统父权性别关系序列的案臼，文章以董立勃新作《白麦》为例，具体分析这一文化现象。     

论莎士比亚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30周年

论莎士比亚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纪念莎士比亚诞生４３０周年朱达，朱文振一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作家；在他以前，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１３４０？－１４００）也难以与他平起平坐；在他以后，迄今为止，在英国作家中也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成就能...     

当代文艺症状分析：公式化与概念化

公式化和概念化是中国当代文艺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界开出的药方是“深入生活”。但是,“深入生活”注定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深入生活”的逻辑前提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能真实表现自我。二、当时一些作家受到批评,并非因为没有深入生活,而是恰恰因为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实表现。文学被要求表现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而“主流”和“本质”只能到文件和社论中去寻找。当作家们都到同一文件中去寻找生活真实的时候,千篇一律的现象当然无法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     

《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

本文从中外作家的气质类型及吴敬梓的创作经历的考察入手，提出吴敬梓是一位理性型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也因此成为理性型的小说。其理性化的特色既表现为思考的深刻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还表现在作者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传达理性内容，具体说来，它呈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人物统一于主题，三是细节和语言的理性色彩。无论是结构、人物，还是细节和语言，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但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损害艺术形象，而是灌注着“生气的情感”，这就使作品既具理性特色，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品     

试析新疆回族“花儿”的特色

新疆回族“花儿”源于西北“花儿”，它内容丰富，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文章从新疆回族“花儿”的曲令特色、方言特色、简化的程式、借鉴他民族的音乐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浅显的分析。     

忧患:《天棚趣话录》精神意向阐释

在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格局中河南作家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当一些人忙着追求现代意识、文化意识、荒诞意识和魔幻意识的时候,河南作家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冷淡。没有谁树什么旗帜也没有谁提什么口号,他们各自选取一块生活默默地下着笨功夫。他们似乎缺乏“湘军”、“晋军”和山东作家们的“文化意识”、“黄土意识”、“道德意识”等明确的共同的精神意向,有人用四个字形容河南文坛情状:散兵游勇,然而近两年来,我们却从河南作家的作     

“文如其人”与“文不如其人”

“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都不是绝对真理，因为直接影响作家艺术风格的是其创作个性，而不是其现实个性。同时，一些伟大作家的风格往往不是单一的、凝固不变的，在许多情况下，文不如其人。所以，如果说作家的个性与其艺术风格，人品与文品有着直接的决定或对应关系，则未免失之片面。     

作家的口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作家思想缜密，文采飞扬，但多是“讷于言而敏于写”。殊不知，国内很多作家竟是“口笔相硬”。口才也相当了得!其反应之机敏、应对之聪慧、口才之犀利，令很多人自叹不如!     

一个“流浪者”的“艺术欺骗”——论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的恋童情节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是后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因其恋童情节的描写而引起广泛争议。这种恋童的畸形情感实际是作家作为流亡贵族的内心苦闷情感的畸形表达，这种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后现代的表达已超越社会基本伦常的底线，虽然作家曾多次表白“艺术是欺骗”，但“艺术欺骗”不应是作家回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