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是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农村经济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展开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推动了农村法治观念和农村法治信仰的形成,构架了农村经济法治的论证体系,提升了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打造了一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平台.但是,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也存在诸如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本身重要性的认知未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未能将研究与农村现实世界紧密结合,对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贡献率低等问题.新时期要提升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的研究水平,须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重视度,并根据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特点和任务,革新研究方法、树立问题意识.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之探究

实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我国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主要包括干预权力、程序及责任的法治化。推进政府干预行为法治化对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干预绩效和保护市场主体权利意义甚大。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权力滥用与腐败等突出问题。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采取合理划定干预行为法律界限、严格干预经济行为程序规制、健全干预经济行为立法、落实干预经济行为法律责任及构建干预经济行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等针对性措施,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发展。     

区域经济组织的法律调整——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组织为例

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柱力量之一。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从法治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当前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难发现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等原因严重地受制于众多因素的困扰。为了切实解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法治建设入手,通过国家干预手段来建立跨行政区的有效合作机制,以确保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广东经济地理特征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对策探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迅速发展,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扩大。运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一书中的政策分析框架,描述并分析广东省经济地理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如何重塑广东的经济地理,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换的绩效测度与路径选择

中国地方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经历了由数量型增长阶段向质量型增长阶段的转换。通过构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换的绩效测度指标体系,测算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换的绩效,并对测算结果进行阶段划分。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地方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换的源泉、地区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由此提出下一阶段地方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换的路径选择。     

论经济活动的法治环境

经济活动的法治环境是指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法律赋予管理者管理经济活动的权力与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及其运行所形成的一种氛围.经济活动的法治环境属于社会文化环境,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氛围,属于社会人文环境,具有区域性特点.它以系统的经济方面的立法为基础,加之公平的经济行政执法,公正的经济司法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对法遵守等要素构成.其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根据经济活动的产业特征可以划分为单一产业型法治环境和综合产业型法治环境;根据经济活动法治环境形成的动因划分为国家主导型法治环境和市场需求型法治环境.经济活动法治环境具有对经济活动的规制作用、保障作用和塑造作用.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历史周期率是指政权经历“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权力监督的中国道路包括价值法则、制度体系和法治保障三个方面：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具体化为人民至上的价值法则，是权力监督的根本目标；扎牢权力的制度笼子，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把国家监督、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民主建设和自我革命，用法治的方式监督和约束权力，是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及未来走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的序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实现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着力思考和解决以下问题：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加强人权保障，建设法治文化，培育公民社会。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出路——由乌坎村事件引发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如权力约束不力,市场经济中利益之争导致社会变得冷漠,腐蚀社会的法治根基,民众广泛参与法治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消解这些问题的思考,力求推动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我国的法治建设之中,加快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步伐。     

法治精神视角下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迈入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伟大征程,法治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财税体制的法治化自然也成了当下我国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治精神与财税体制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中,如何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加快财税体制的法治化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夯实民主基础,强化财税公平;完善法治举措,力保财税法定;落实私权保障,加快财税反哺。     

论西方的法治主义思想——法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论题旨在诠释法治的涵义,说明法治国家乃是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在公法上,法治之法先于国家,高于国家,它是关于限制国家(尤其是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者。实现法治,旨在从外部提供私法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的制度框架。从近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念看,在法律主治下,国家的权力(公权)被严格限定,社会及经济活动皆属私人领域(私权),不必也不容国家染指。由此,给个人带来空前广袤的自由空间,因而形成市场社会。     

法治经济与法治政治——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启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需要相应的法治政治。法治政治由其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实践主体要件构成 ;而法治政治的模式应该充分体现权力制约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党的领导原则 ,有利于依法治国、克服权力腐败 ,有利于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应从简政放权着手 ,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     

问题与对策：浅析经济立法负外部性的利益补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立法活动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存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冲突、个体利益的差异性等原因,经济立法不可避免地产生负外部性,导致了局部利益失衡.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构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对此,我们应建立利益补偿体系,补偿利益失衡群体的损失,实现法的公平价值,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和谐地不断向前发展.     

从矛盾走向和谐：我国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构建

农村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经济法治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标示。哲学范畴内社会发展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持续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来不断演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理应成为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构建的本原基点,效益、文化、环境和公平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体系维度和价值序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发展权利平等实现为核心的现代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既要注重法治经济的共性,更要注重农村经济的个性,着力解决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基础性矛盾,促进农村经济法治从矛盾走向和谐。     

变与不变:转型时期的中国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法进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又步入从"法制"向"法治"的现代化转型期.期间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法的形态改变以及与社会改革相伴随的法的进步固然重要,但与社会根本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坚持相联系的法的性质不变则对弥漫在法学界的法治理想主义和某些夸大法律变革的结论无疑是一种质疑或提示.在后现代理论对法治的批判和已经法治的国家反思法治的背景下,以西方法治为模式的中国法的改革进路是否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法的目标是值得当下中国法学思考的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以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和不断改革为动力的30年.30年中,中国城市经济不仅在总量规模上快速发展与迅速扩张,在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深层上也获得了质的飞跃和提升,从而构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使我国经济从30年前近乎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经济法的法权利范畴研究

发达的商品社会,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已被打破。既需要私权、排斥公权,又依赖公权、抑制私权的两难权利现象完成了商品社会权利理念一次质的飞跃。而经济权力的勃兴与社会自治权力的形成则为经济法提供了全新的权利概念与权利品源,也使经济法的法权利内涵更加得以充实与发展     

经济腐败的法理性质

经济腐败的实质是经济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对其规制的传统理论由于混淆了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 ,只在权利控制的层次制约经济权力。而要真正实现对这种腐败的规制 ,必须实现从权利控制向权力控制的提升 ,在更高的层次抵御其异化和滥用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