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审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他们"及其文艺理论"遗产"--评支克坚先生的《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

本文对支克坚教授的《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三部学术专著的独特价值和学术贡献做了较系统的评论。指出,“三论”以历史“中间物”的宏阔视野和学术理念,对冯雪峰、胡风、周扬及其文艺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理解及其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得失等进行了科学的富有创见性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新颖深刻的结论,并自然构成了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三论”是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个独特文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和学术成果。     

究竟是"承认"还是"认识到"?--就中美上海公报中的一个史实问题答罗志田先生

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的大作《学者立言宜谨慎———也说中美外交中的“承认”与“认识到”》 ,不同意笔者《是“承认”还是“认识到” ?———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一文的观点。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的措词 ,只要加以简单的对比 ,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 ;中美上海公报中 ,用的是“美国认识到……” ,而中美建交公报中文文本中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就是说 ,中文文本是从“认识到”到“承认”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不是像罗先生所理解的从“承认”到“承认” ,没有变化。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进路与理论自觉

《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留于后世最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条独具特色的进路：第一条进路是借助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遵循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和模式来研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理论,并形成了历史现象学、生产关系现象学、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和资本现象学四种现象学的解读模式。第二条进路是文本学解释。这一解读模式主要围绕文献还原与版本考证、文本研究与概念梳理、思想阐释与理论建构并展开。第三条进路是历史化的解读。这一诠释路向抓住了“现代社会”这一关键,并对其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继而科学剖析了它的内部结构、运行机理和历史趋向。纵观相关研究的成果与问题,当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习者要立足经典文本、对接现实问题、展望未来路向,以增强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境界。     

济慈"三颂"新论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与《秋颂》为英国诗歌的不朽之作,本文对“三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其依据是以往研究忽略了许多重要事实──古瓮功能为贮藏骨灰、夜莺后面有血腥故事、《秋颂》隐藏着诗人对名画的印象,等等。通过本事探寻、文本对读和跨类比较(不同艺术品种之间的对读),以及引入“文本间性”和“缺席的在场”等概念,本文对“三颂”中“美”与“真”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从弘扬人文艺术精神的角度肯定了济慈的审美追求。     

非虚构的“梁庄”:文学与档案的双重解读

对“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两部文学作品,以历史档案的视角进行跨界解读,不仅获得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进程中“乡村中国”和农民(农民工)群体的深刻认识,带来档案与文学互文可读的阅读参照和跨界研究的应用可能,也为新时期档案管理工作及认识“口述历史”等提供了新的思考.     

论《老子》的“小国寡民”简

《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往今来人们对“小国寡民”的解读也不胜枚举。“小国寡民”是老子想要建立的一种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理想社会,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对于一些不能深刻理解《老子》思想的解读,只对《老子》原文文本进行解析,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是一种复古的思想,是历史的倒退。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不符合《老子》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本文从老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小国寡民思想的重探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一步对《老子》“小国寡民”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     

突破与超越:《金瓶梅》研究的现实走向

本文系统地回顾、反思“金学”近四百年的历史,对《金瓶梅》研究史划分为古代批评时期、现代批评时期和当代批评时期。对新时期“金学”学术模式:实证分析、社会历史批评、文化分析、文(?)本体分析进行了评述,从而指出“金学”存在的欠缺、不足以及对其加以突破超(?)的途径、方法。本文还评析了《金瓶梅》文本批评内在构成的问题,认为《金瓶梅》文本的释义和重构应成为“金学”的首要问题与发展方向。     

阅读史视域下纂修《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

从阅读史视域探讨《四库全书》纂修的书籍史意义可知，清代统治者以政教意图及政治权力的主动介入，通过纂修《四库全书》确立彼时阅读的“官定”文本，限定阅读活动的文本、内容、传播渠道及意义指向，促使阅读活动靠向彼时的政教意图，试图以此实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目的。这就限定阅读者对文本意义的个性化“体验”，使阅读者被迫全方位接受彼时的官方意志，最终建构一种清代政统所需的阅读信仰与知识谱系。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本文学史和两种文学史观--兼谈文学史"个人写作"的文体构想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比较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和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指出它们分别继承了《史记》的“历史的文本化”(为野史所继)和“文本的历史化”(为正史所承),其背后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传统历史观。文章还以钱著《1948天地玄黄》为范例,撷取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概念,本着整合和超越的原则,初步建构了“个人化”文学史写作格局,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     

《故事新编》--对"旧"的一次脱冕

《故事新编》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本文旨在通过浅显的分析 ,寻求文本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涵和狂欢节的加冕与脱冕仪式所体现的精神的一致性 ,从而认为 ,《故事新编》通过对“旧”的脱冕 ,表现了一种破旧立新的精神。     

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新潮》同人与“新青年”的人生难题

作为被《新青年》的师长召唤出来的“新青年”,《新潮》同人从切己的人生难题出发,以人生观的重建切入新文化运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傅斯年重建人生观方案的重要知识资源,但他在引入詹姆士的“实际主义”时悬置了其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精神主义”向度,其确定性的追求恰恰体现出不确定的状态。这套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因反映了新文化派的“公同信仰”而被同人纳入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讨论中,但由于它的未完成性,该方案一旦触及一般青年,其背后的哲学理论即沦为虚空的知识结构。因传播媒介限制形成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危机时刻囫囵吞枣的阅读选择、狭窄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造成的功利阅读,终使《新潮》同人的这次人生观探索难以“及物”,并给思想界埋下亟待再次变革的种子。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回到文本的阅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阐释三疑

《手稿》丰富的美学思想是被中国美学界阐释出来的,《手稿》崇高的美学地位是由文本“空白”和文本“阐释”共同奠定的。本文认为“劳动创造了美”、“美的规律”和“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均是阐释出来的理论命题。《手稿》作为开放的文本,期待着阐释者的参与,但阐释和理解应尽可能达到与原文相差不远或准确一致,这就是我们倡导的回到文本的阅读。     

待开垦的处女地——《新潮》小说研究

在五四新文学草创时期,《新潮》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的尝试、“为人生”的创作倾向、多姿多彩的形式与可贵的艺术追求。《新潮》小说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作经验的欠缺也使得《新潮》小说在艺术上普遍显得粗糙,缺少必要的艺术深度和魅力。     

“道可道……”：重读《老子》第一章

“重读”之“重”意味着我们的“读”绝非“前无古人”。因此,此“重”首先意味着对于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诠释传统的尊重。这一由无数诠释文本构成的传统才是《老子》这一文本唯一的存身之所。任何试图“自我作古”的阅读都必然在尚未真正开始其阅读以前即已“作古”。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

从巴金的《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看,《复仇》是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复仇》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关系;“元故事”与医生叙述的故事,以及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因果关系。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幸福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作家的干预表现在提出了幸福这个非常富有伸缩力的话题,并将这个话题放置在三个层次的叙述框架中。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