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基础——基于欧洲、北美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反思提出以平等和人道的方式来重新发现自然和社会,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范式为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结合的可能性,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北美范式则为我们在哲学上重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同时也在伦理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观中的自然与社会的协同进化.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必须要解决当代的生态伦理—政治的话语体系与行动体系的断裂,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论将社会主义的生态伦理—政治话语置于更为广阔的可持续性伦理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环节,从而尝试将自己从抽象伦理实现为现实伦理.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话语身份

话语身份是高校思政课教师主体话语与身份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话语身份主体的内在规定与外在阐释、结构的宏观主导与微观参与、定位的个体独立与群体归属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话语身份的生成提供了学理依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话语身份建构,有赖于知识传播与价值导向、资源调控与启发教育、行为规范和伦理评价等功能的集体发力,也需要借助“排头兵”式预设策略、“放大镜”式凸显策略、“圈内人”式移情策略、“显微镜”式评价策略的支持。     

诗性话语建构与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生成———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

新时期生态写作主要通过两种话语系统演绎现代生态理念:西方生态科学影响下的自然科学话语,以及与本土资源对接产生的诗性话语系统。诗性话语的建构,是新时期生态写作在审美层面的本土化生成,并以此形成与世界生态写作的对话。其话语体系体现为:故事层面,"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产生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时间哲学;话语层面,"立象尽意"的话语建构方式,在勾通自然万物的内在关联中呈现文本形态层面的生态伦理精神;思维层面,对"人道"的认知与对"天道"的认知相通,一方面通过"推己及人"获取对待万物之理,在人际伦理的基础上衍生出生态伦理立场,另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实现对人类自身的认知。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作为公众话语的身体——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身体想象

身体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话语体系,它处在一个永恒的流变当中.同时,两性身体作为一种想象体存在,通过“阅读”能指的身体符号所呈现的活动方式、症状等,便能发现它背后隐含的所指意义以及意义的变迁过程.所以,身体的意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人际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新感觉派小说对身体的想象与描写其实是对身体意义的再建构:一方面,这种对身体想象的再建构与五四文本相比体现了由理性追思的个体性向感性享受的公共性的转变轨迹,体现了相对应的身体作为公众话语的特性;另一方面,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作为革命式公众话语的身体想象相比,新感觉派小说表现出了作为消费式的公众性话语身体想象.     

试论话语伦理的内涵、原则及建设途径

话语伦理致力于建设和维护文明、和谐的话语行为。建立话语伦理的关键是确立话语交际的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要通过加大话语伦理的理论研究、加强话语伦理教育、建立自由、平等的话语交际环境和建立良好的话语交际秩序等途径来加强话语伦理建设。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安史之乱与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明清江南乡绅话语中的治家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