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周易》取象思维方式对《庄子》寓言的影响

庄子受《周易》的影响，在散文中采用取象思维方式创作了大量寓言。这些寓言意在婉曲地表达深刻的哲理，给人们以某种启示，并具有不确定性、歧义性和跨越时空的特点。所取之“象”较《周易》更加鲜活而独具艺术魅力，其取象艺术对后世的语言和文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古典诗学中“赋、比、兴”源头初探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要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多认为源自《诗经》。本文认为赋、比、兴起源于《周易》而非《诗经》。"比、兴"实质上是以《周易》以来的取象比附推论为逻辑基础的表现手法。     

《周易》象数思维中的矛盾现象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从取象向逻辑思维的一种推移 ,是以符号和数为媒介 ,认识、推断或预测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思维形式 ,它在借助形象思维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数的变化 ,以象数合一的观念考察事物变化的过程和规律。象数思维包括取象思维和运数思维两种思维模式 ,在《周易》的象数思维中 ,存在着取象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 ,也存在着“运数”比类的矛盾现象。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周易》中“取象比类”的句法意义及影响

"取象比类"句式具有由此及彼的逻辑关系特点,这种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通过"取象比类"句法关系的探讨,结合西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就可以透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古汉语句法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找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影响古汉语的证据。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探讨

<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     

《周易》的艺术学思想

《周易》最重要的艺术学思想是关于象的论述:"观物取象","观象制器","立象以尽意",此外,则是关于阴阳的学说。《周易》和《老子》一起,为中国艺术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古今“毛诗“:赋、比、兴

古代"毛诗"(<诗经>)开创了"比、兴"传统,当今"毛诗"(毛泽东诗词)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毛泽东的诗论和诗词创作都足以说明"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它体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和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把握,对诗歌鉴赏和诗歌创作以及今后中国诗歌民族化的发展方向都有积极的意义.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周易》的宇宙观与本体论及其影响——中国大传统根基之探寻

本文详细探讨了《周易》中存在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思想,并与汉儒、宋儒、基督教文化作了比较,指出了它对儒字、道家思想的影响,深刻揭示了中国大传统的源渊。     

对《周易》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体认

《周易》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直观思维、意象思维、象数思维、概念思维、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整体性思维、动态性思维、认识本质的界定、认识的目的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两者在“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境界与层次方面、在动态性思维的观念方面、在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观念方面、在反映的形式与方式方面等等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会通融合”的基础。     

《周易》与生态美学

<周易>所有的卦象都是由阴阳两仪组成的,都是以天地之文而喻人之文,表达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生态美学整体论思想.从美学的角度来解读<周易>,可以有文艺美学、生命美学和生态美学的三种解读方式.相比较而言,生态美学的角度更能贴近<周易>美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全貌.文艺美学的解读、生命美学的解读,也都可以上升到生态美学层面.     

周馥与李鸿章

周馥在治水、兴工、办学、外交等方面均有成绩,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这固然与他个人的修养、胆识、才干有关,但与李鸿章的识才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周馥入李鸿章幕府,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两人能够结成如此密切长久之关系,一方面周馥为了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同时依附李鸿章以图发展,另一方面李鸿章欣赏周馥的办事能力,同时希望依靠同乡关系互为依靠庇护以巩固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周易》神秘性探源

<周易>本是一本占卜用书,但长期以来有人利用其儒家经典的神圣光环,利用其预测和臆测的占卜方式来迷惑世人.歪曲了<周易>的本来面貌,故意夸大其神秘性.加上<周易>成书年代久远而不确定的神秘性,卦象符号因为抽象而显现的神秘性,卦爻辞因臆测而显现的神秘性,儒家的经典化而戴上的神圣光环,使得<周易>神乎其神.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周易>的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