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台宗中兴与高丽入学僧留华传法

中国天台宗在五代宋初呈现的中兴之势与高丽入学僧的推动密切相关。而义寂(919~987)门下的义通、谛观、智宗三位高丽入学僧是推动天台宗中兴的主要人物。对他们的生平作了梳理,并对他们在中国天台宗中兴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以期对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中韩天台佛教的交流有更细致的认识。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奉先源清对日交流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

北宋初年,中国天台宗山外派代表人物奉先源清曾向日本天台宗致信通好,赠求著作,受到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与积极回应,所赠五部著作得到日本天台宗名僧源信、觉运等人的研读评破,所求六部天台教籍得以部分回传。通过对日本所存双方往来书信的解读,澄清了牵涉此事件的相关史实,进而指出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在时空上是一个“持续多源”的过程,源清的积极贡献不应被忽视。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

牟宗三先生对道家与天台宗圆教的义理进行过深入阐发,认为以王弼、郭象为主的道家玄义固然圆融,但其中所含的道家式的圆教,还没有达到天台宗以“存有论的圆”作根据而发挥出来的圆教内容,即只能说是主观的作用的圆,而不能说是客观的存有论意义的圆教。顺着牟先生的思路,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可以从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角度展开：从王弼以“无违”来体会自然,通于郭象的“与物冥”之义,这就可以开出回应外物的作用,而无为就含无不为;又从庄子注中的逍遥义,论证郭象的相关诠释已经表达了对一切存在的不同情况都加以肯定的存有论之圆“具一切法之义”;于是郭象所表达的道家式的圆教,其内容虽然不若天台宗之丰富,但是二者在义理层次上是相同的,通过玄学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天台圆教若干重要的说法。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从天台到四明:五代宋初天台宗传法中心的转移

天台宗自创立起即主要弘传于社会相对安定的江浙一带,尤以天台一带为中心。唐朝中后期的社会动荡给天台宗造成极大冲击,至钱氏建国,天台宗在天台一带的弘传方在义寂努力下再度中兴,与此同时,得法于义寂的义通至四明弘传天台教法,使四明成为继天台之后的又一传法中心。本文从义寂、义通、宗昱、遵式四者的关系出发,对天台宗传法中心从天台向四明转移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王巍，杜若高丽大觉国师义天，是朝鲜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发展了高丽华严宗，创建高丽的天台宗，是高丽天台宗的开山祖；他刊印高丽续藏经，弘扬了佛教文化；他渡来求法，与辽僧俗往来，”推进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大使；...     

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观”：作为一个佛学概念

中国文化从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到从印度传来而后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是以“观”而不是“听”为方法来建构的。就佛教而言,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这种方法的化身,而中国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其中的“千眼”乃是象征着佛教多种多样的“观”。虽然在佛教中“观”的方法林林总总,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观”,最终都要归结到“观心”,也就是天台宗所倡导的“观一念心”。     

智顗大师临终遗言之探究

天台圆教实质的开创者智顗大师,临终时曾诵念弥陀名号以往生西方净土。智顗此一临终事迹,日本学者安藤俊雄解读为因为智顗修行天台圆教失败,故而转修净土的表现,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本文从智顗晚年梦见宝塔倾颓与获告他方华整的梦示的解读,以及天台圆教从观心圆悟的理悟,以臻至于圆佛净土的究竟理事相即的圆证思想,主张智顗晚年诵念弥陀圣号,乃属于圆顿止观的四种三昧行法,而其于临终之时,总结一生修证,依于圆教六即佛果位阶次,从观行即之五品弟子位,而终能证入相似即之六根清净位。智顗所表现出来的事行成果,早源于梦中获告他方华整,相望已久的梦示;而后来则得圣众来迎,往生西方的殊胜妙果。此乃符应了圆教果位中,修至分真即果位时,因其六根清净,故能得乘游诸土的圆妙果德。所以,智顗晚年勤诵弥陀、观音圣号,是为修行圆顿止观四种三昧的表现,自不能附会后来的净土宗门之见,以为智顗晚年改宗。而智顗临终之往生西方净土,是修行圆理所感召的究极圆满之极乐佛土,这是修行的殊胜成果,并非如安藤氏所认为的,是修行天台圆教失败后的转向。     

圆满的成佛之境——从个案研究看天台圆顿止观法门

天台智顗所说的止观法门可说是最全面的实践成佛之道.其止观理论包括三种,即渐次、不定以及圆顿.智颉将圆顿止观视为证悟实相真理的途径,代表着获得解脱之道的最圆满的实践.圆顿止观理论是天台佛学独具的特色.在这个体系里,智顗引介了组成实相的"一心三观"的学说,三观的内容是为空、假、中三谛.本文通过禅定修习的个案研究,来说明圆顿止观是如何让行人悟入事物的本性,以及如何训练一心以使行人圆融无碍地洞见诸法实相的.行者不仅籍此而在知性上解悟真理,更能通过禅定三摩地的经验而直接证悟实相真理.     

闽中佛教三大师考

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大量僧人的回闽弘法还要从唐代开始,刘轲《福州法华院记》是反映唐代福建佛教转折时期的珍贵文献。通过辑佚和疏证碑文,我们发现,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论黄节的诗教观

诗教观,是黄节学术思想的核心。他的诗教观萌发于少年蒙教之时,并深受岭学之影响,而后在时局的变动和内心的激荡中,终于成形,并集中的体现在其《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一文中。黄节的诗教观不仅体现了他以诗歌为教化的信念,更反映出中国近代学者希冀借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以救国济民的理想。     

关于《渤海国记》

靺鞨族大氏所建立的渤海国,其族系,《新旧两唐书》说法不同. 旧书《渤海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一称为高丽别种,一称为靺鞨附高丽者.金统??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对此依违两可,他开始似乎倾向旧书的说法,但接着又说:“考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高丽盛时盖已并而有之……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来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北即粟末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般若中道与无得正观——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禅观

本文从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用"无得正观"来总结佛教的教观出发,以"无所得"为主要内容对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三昧做了结构性的梳理,指出"无所得"是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大小乘佛教的中心思想,从四重二谛、圆融三谛和无分别智三个层面,分析了无所得的内在逻辑,指出"无所得"的思想对佛教各宗各派的深远影响,认为理解这一思想对从总体上把握佛教教理和禅观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