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思想艺术价值新探

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桃花扇》作为一部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历史剧作出了新的阐释和评价。从艺术角度来说 ,《桃花扇》的成就不在于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而在于其赋予历史生活以戏剧性 ,在于其艺术真实地再现了南明王朝的灭亡 ;从思想深度来说 ,孔尚任通过《桃花扇》这一文本形式 ,对大厦将倾之时的整个士大夫阶层进行了质疑 ,不只认定权奸误国 ,同时认为忠臣良将救世乏术 ,亦难辞其咎。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整个士大夫精英阶层不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社会底层人士高尚可敬 ,代表未来和希望。这就是作者力图表达的从历史兴亡更替中所感悟到的历史本质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桃花扇》的主题蕴涵与艺术成就

《桃花扇》主题蕴涵是复杂的。第一主题是孔尚任思考历史,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即桃花扇底系兴亡。第二主题是孔尚任思考人生,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即朝更代易慎选择。第三主题是孔尚任为穷途末路的人们指出了迷津———归隐山林,读书吟诗,渔樵度日,静观世变,即人生空幻归桃源。《桃花扇》艺术成就表现在角色安排颇见功底、艺术结构完整、打破生旦当场团圆的俗趣、塑造真实的历史人物等方面。作为历史剧的典范,《桃花扇》成为雍正以后众多文人传奇模仿的对象。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桃花扇》和《茶花女》审美追求的异同

中国十七世纪末期出现的《桃花扇》和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茶花女》,都是以描写妓女歌颂其人格美而著称的剧作.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性,在戏剧史和中外文坛上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桃花扇》写成后,不径而走,“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势”,不仅代表着昆曲艺术的最高峰,而且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茶花女》自问世以来,巳成为世界各国著名剧院的传统剧目,并对中国文学界产生过极大影响,它是在中国上演最早的西方戏剧。早在1907年春柳社就把它编成剧本,先在日本随后在广东演出,成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先导,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

本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囿于严峻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学者们主要着眼于对《桃花扇》政治层面的主题意蕴的阐发,但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文学层面审视《桃花扇》,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之目的即试图通过这 50年学界有关《桃花扇》研究的论文、文学史著及相关研究论著的考察,对其得失予以客观的评价。     

论“桃花扇”意象的诗学传统

《桃花扇》是清人孔尚任的传奇佳作,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观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反映了明末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历史。在这部剧中,桃花扇作为侯李定情的标志、离合的象征以及历史的见证贯穿全剧。同时,桃花扇以一个复合的主题意象出现,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在剧中的作用和含义与比兴等诗学传统具有深层联系。     

《桃花扇》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读施祖毓《桃花扇新视野》

大凡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历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桃花扇》也一样,要写出新意,超越前人,实在不易。但读了《桃花扇新视野》（以下简称《新视野》）之后,笔者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其材料的翔实与丰富,分析的透彻与深人,确实使《桃花扇》研究的视野变得开阔了起来,而对研究中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也作了较为透辟的论述。 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些作品是必须给予一个确切的定性的,尤其是那些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大型作品更是如此。《桃花扇》便属于这样一类作品。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小引》中就明确说过：“《桃花扇》一剧,皆…     

仇英绘画作品中园林美学特征的探研

明代是中国园林的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建造别墅和园林成为一时风气。这些文人、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洒脱自然、率性自为,他们的居室往往是集建筑、园艺、雕刻、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的有机结合。计成在《园冶》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对于园林能达到的效果来说,主人的作用是主要的。在营建     

论《阅微草堂笔记》中扶乩与文人士大夫生活

明清时代扶乩盛行于文人士大夫生活中。《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扶乩的笔记有30余则。文人的扶乩活动集吟诗、作画、书法、弈棋等才艺,预示科举功名,讽刺狂妄酸腐文人。士大夫扶乩涉及询问政务、官场争斗、针砭时弊、惩罚罪过、宣传忠君思想。扶乩民俗具有多种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有广泛的社会信仰。     

《桃花扇》的中国文化传播

《桃花扇》是我们民族的故事。《桃花扇》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桃花扇》传播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堪称是中国历史剧的典范。《桃花扇》还渗透着家国文化的因子。这种家国文化中的去国之悲也形成为浓重的文化心理,根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桃花扇》还打上消费文化的印记,传奇《桃花扇》记述的晚明的故事,同时记述晚明的时尚生活。《桃花扇》描述的是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桃花扇》艺术是南京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问世之后 ,立即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广泛注意。最早对《桃花扇》作出评论的 ,是与作者同辈的一批文人学士(如顾彩、刘中柱、李楠等人 ) ,他们大都有着和作者相似的经历和思想感情 ,他们的评论 ,或揭示其内容要旨 ,或评价其艺术风格 ,多数都是即兴式的评点 ,随感式的议论 ,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 ,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明显的随意性 ,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说 ,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是从 2 0世纪开始的。一2 0世纪最早的《桃花扇》评论 ,出现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在谈到中国文学尤…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的价值意义之再评价——以《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结构模式为中心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剧《桃花扇》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影响深远.后世《桃花扇》的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之作,却多赋予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以不同的结局,这反映了改编者对原作第四十出《入道》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和《桃花扇》的创作背景,通过对其主题思想、结构模式及两者关系的探讨,来重新认识《入道》的意义和价值.侯方域、李香君入道,既是剧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中儿女私情与家国公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剧作主题决定的复杂、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必然收束.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论《桃花扇》介安堂本批语对文本构思的抉发

《桃花扇》现存最早的刻本康熙间介安堂刻本中有大量的眉批和出批,其中的多数批语试图挟发剧作的文本构思.这些批语对该剧文本构思的抉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情节结构的抽绎、艺术笔法的约括和人物塑造的诠解.介安堂刻本后的《桃花扇》的各种清刻本和民国间的整理排印本,对于该种刻本中的大量眉批和出批,都基本予以保留.这些批语对于读者阅读、接受和理解《桃花扇》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具有特定的文献价值.     

生存焦虑与情志离合--魏晋文学自觉的动力探源

汉末党锢使士大夫“群体自觉”走向“个体自觉” ,其下层文士因生存焦虑 ,将个体自觉表现为对生命的追问 ,创作出《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生命的追问成为世纪的主题。建安文人情志合一 ,形成建安文学最具特色的“风骨”。其后期由曹植强化文学的抒情性 ,向情志疏离的晋代文学过渡。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中 ,阮籍与嵇康以其创作反映了该时代士大夫扭曲的心灵。     

侯李结局辨析——读《桃花扇》小札

令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人道的结局安排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最得意处之一.孔尚任自称:“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去悲欢离合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并且对顾天石之改写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表示不满,“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梁廷 在《曲话》中也认为:“《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杏,江上青峰,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乃顾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优孰劣,识者自能辨之.”     

康熙、雍正年间《桃花扇》演唱与接受刍议

《桃花扇》问世不久,就在京城得到频繁搬演。而后流传到全国多个地域,并被搬上舞台,其中主要有容美、真定和江苏等地。《桃花扇》问世后的首演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元宵节,由李木冉组织金斗班排演。《桃花扇》在多地的流传和上演与演出组织者的思想、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田舜年、刘中柱和宋荦等。     

新时期以来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研究述略

孔尚任及其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剧《桃花扇》,许多年来一直受到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新时期以来,在经过“文革”10年的批判、否定甚至抹杀之后,《桃花扇》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已有逾200篇论述问世,相对于本世纪初至1978年的近百篇论述而言,无论在研究的数量以及广度、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一、关于孔尚任罢官原因的探讨在中国文学史上,清代戏剧家孔尚任被罢官的真正原因近300年来一直是一桩“疑案”。其罢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因《桃花扇》得祸说。据孔尚任自撰的《桃花扇本末》所述,《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