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汉代诗歌价值取向溯源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是贯穿汉代诗歌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在这种忧生意识的驱动下,汉代诗歌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先秦时期的作品和汉代作品加以比较,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又能够看到二者的差异.<诗经>表现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的作品,所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而汉代这类作品的量和质都出现了飞跃.<诗经>到汉诗的这一转变,不是诗歌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风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对这个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忧生意识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特征.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文章认为深沉的忧患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一个指向外部世界,表现为“忧世之思”,一个指向内在生命,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的生成是以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为前提的,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

魏晋人于杀夺无常的乱世形成独特的死亡意识,并将他们的死亡意识练化为生命悲歌。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在人生哲学层面表现为养生避死之浪漫主义与忧生叹死之感伤主义的相伴相峙,以及杀身靖乱之英雄主义与且趣当生的享乐主义的相生相悖;而在审美创造的层面则分别化为游仙诗与丧乱、挽歌之诗的交响,以及咏史诗与公宴、饮酒之诗的碰撞。魏晋诗人死亡意识的种种冲突,最终消释于南山陶潜的自然主义;而此一“消释”的诗性显现,则是魏晋文学的生命悲歌归尽于陶渊明的南山歌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

曹丕的生命之忧既有在立嗣背景下的现实生存之忧 ,又包含着他从自身生命困境出发 ,凭借对老庄哲学的深契而引发的生命终极之忧 ,这两种“忧”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忧 ;在对这种生命之忧的消解中 ,恣游宴饮只是暂时的缓解或逃避 ,而对文章崇高地位的肯定 ,最终消解了曹丕的生命之忧。曹丕对生命之忧的承受和消解展现了一个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向外表现为"忧世之思",向内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浅议汉末诗歌的惜时叹逝

对“古诗十九首”等汉末诗,历来学者据于其中忧时伤逝情调,有说它反映了人的堕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有说它表现的是人的觉醒(李泽厚《美的历程》)。到底是人的堕落,抑或是人的觉醒,笔者拟通过考察时间生命意识在先秦汉魏诗歌中的发展演变情况,来认识汉末诗歌的惜时叹逝。     

浅论南唐、北宋词家的忧患意识

南唐词的忧患意源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表现为忧生之和国家之叹于词中注入了大量的 忧患意识,从而引起词的艺术手法的变化和抒情功能的增强,南唐词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词坛发展的方向。北宋 词人因袭了南唐词的这种品格,充分实现了词的抒情功能。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人文精神的张扬与反思——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涵

人文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不仅仅在于对人性的张扬 ,还包括对人性的忧叹与反思。人文主义文学在表现人的觉醒、人的发现与人性狂欢的同时 ,还追问人类理性的可靠性 ,忧叹超验价值信仰的缺失 ,并且企图通过文学为人类重建一个自由的归属之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 ,他们所建构的只是让灵魂得以暂时栖息的审美乌托邦。     

论庄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

庄子的忧患意识可分为三个方面:生存之忧、生命之忧和语言之忧。生存之忧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情感与理智的融通,是现实与理想的碰撞,是个体生命的觉醒和感悟;生命之忧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对人生意义地追问而产生的焦虑;语言之忧是思想与载体的分离,是语言难以承载人类生命体验的忧患。庄子通过生存之忧借物以抒性,生命之忧借物以乐道,语言之忧借物与同化。抒性、乐道、同化从而达到情趣意象的契合,融化为一的整体审美境界。     

“诗莫盛于魏曹植”与殷云霄五古的复古实践

殷云霄是明“前七子”复古浪潮的重要羽翼,其五言古诗从学习曹植出发,实践了复古派对古体诗的审美主张,是七子派“汉魏盛唐”观的重要佐证。殷云霄五古托物寄兴,语言朴略,延续了香草美人的诗歌传统。诗中屡有强烈生命情感的抒发和忧生之叹,形成情兼雅怨、志深笔长的诗风。在起调炼字、隶事用典等处显示出对气骨、辞采的追求。但由于年岁尚轻,诗风未经历久熔铸,神采未工,终不成霸。     

汉代负心现象与文学

本文从用人制度、家庭关系、社会伦理等方面考察汉代负心现象 ,进而探求此种现象对于文学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分析汉代爱情、婚姻之作集中表现相思之情、忠贞之意、负心之危、婚变之忧的深层原因     

汉代女性诗歌浅析

汉代的女性诗歌是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女诗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将她们的诗作分三类,即宫廷诗、民间诗和异域诗。通过对汉代女性诗歌的研究,既可以了解汉代众生百态特别是女性的真实生活,又可从中把握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轨迹。     

对传统批评的继承与超越——叶嘉莹的诗歌批评

叶嘉莹先生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以“兴发感动”为核心，以诗歌中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及其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为标准。这是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系统化总结和拓展。在批评实践中，她既重视直觉的感受，又重视理性的分析，且运用联想和比较等评赏方法，将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传达了出来。     

经学的兴起对汉代诗歌发展的负面影响

儒学自汉武帝以后取得独尊地位 ,在汉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 ,由于统治阶级通经致仕的政策 ,以及统治者出于润色鸿业、好大喜功的需要而偏好辞赋 ,使绝大多数文人把主要精力投向经学和辞赋。《诗经》经学化 ,既使文人丢失了诗歌的本质 ,又使文人失去了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的机会。经学对诗歌的负面影响 ,是造成汉代诗歌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论陈寅恪的生命诗学

在现代诗歌史上,陈寅恪以历史家、思想家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融文史研究与生命感悟于一体,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陈寅恪以韩偓、苏轼等作为“对镜写真”的对象,将笔锋集中在表现劫灰之世、衰残之象以及惊悚之心上,从而演绎自己生活于人间却处于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特征。陈寅恪的诗歌忠实反映历史,细致刻画内心,兼有诗史与心史的双重意义。     

论两汉诗人思想变革及其意义

本文认为,由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巨大历史变革,两汉诗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主要表现为对先秦宗法精神的破坏和个人私利观念的增强,在新的君臣关系中个人独立性格的萌芽,对个人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个体生命追求的新的人生态度几个方面。这使得在汉代诗歌创作中形成一个不同于先秦诗骚传统的、表现个人感伤情绪更为浓厚的时代主题,和以悲为美的时代审美风尚。它说明从汉代以后中国诗歌中增添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在先秦诗骚侧重于表达人类群体情感的一面之外,又增强了表达封建社会人的个体意识的一个方面。正是两汉诗人的这种思想变革及其诗歌表现,标志着汉代诗歌精神在中国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悲慨到哀美——六朝怨文学发展一瞥

本文认为,六朝的“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促使为人生的艺术蜕变为为艺术而艺术,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汉音与魏响之异;正始之音对儒家诗教的背离;西晋诗歌由具体的感时忧生泛化为抽象的、玄化的杞人忧天;南朝诗歌的哀美意识。     

深沉凝重:穆旦诗歌的艺术品格

穆旦及其诗歌，长期以来未得到公允的评价。因此，也影响到对它的研究。但无论如何，穆旦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诗坛，都不可能无视其巨大的存在。本文以“深沉凝重”概括其生命特征和艺术品格，试图为确立其历史地位提供一个方面的论据。作者认为：深知生之痛苦，正视生之痛苦，解剖生之痛苦，但又以最深刻的热烈、最刚强的执着、最峻切的忠诚拥抱生命，是穆旦及其诗歌最为可贵的思想价值，同时也是其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最为突出的现代性的醒目标志之一。     

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论1980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

1980年代对于昌耀来说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诗歌的成熟期。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这位归来诗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在感叹命运悲痛的同时,其潜藏在文字底下的政治情思也愈加浓烈,并演化为此一时期其诗歌的创作特点。诗歌对痛苦经历的咀嚼、回味,以及由抒发个体精神苦闷延伸到悲悯人类凄苦宿命的过程,表现出诗人由己及人的生命意识和心忧天下的人文关怀;诗歌对主人公为实现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与屈辱苦难命运作斗争的骁勇气概的表现,体现了诗人与使命感、责任感相关的政治道义担当;从这一时期诗人旧作初发表和旧作再创作之改写、重写情况,可以窥视诗人如何处理自我精神需求和实现政治理想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