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景之治”

西汉前期,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与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的统治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一个时期,被封建历史学家誉为“文景之治”。根据《史记·平准书》对武帝初年、景帝末年的社会情况记载;那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财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朽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质疑——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葛剑雄先生在其《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认为：“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本文对葛先生之说不敢苟同，认为从汉初的政治形势、社会矛盾、民族融合及会稽地区的人口状况来看，武帝时徙民会稽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论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

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问题,一直聚讼纷纭。从史学界讨论情况来看,对景帝以前战争性质的认识大体一致,即汉朝进行的是自卫性的正义战争,而匈奴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关于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反侵略”性的正义战争。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十三刺史部是汉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东汉末年以后,逐渐由监察区划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目前学术界对十三刺史部的起源、治所、职能、演变等问题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 汉十三刺史部创建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它是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说的“监”,即“监御史”。秦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每郡置一监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监御史上承御史大夫,直接受御史中丞指挥,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王鑫义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少好学，通（春秋）”，［１］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治蜀的突出贡献是，“教民读书法令”，［２］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文翁的办学措施，不但促进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在蜀地的广...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海南岛何时纳入中国的版图

海南岛在汉代及其以前都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因而不存在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在海南设立儋耳、珠崖2郡,海南岛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问题;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根在祖国大陆;汉代在海南岛的设郡,只是海南从由地方诸侯国管辖变为由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唐间礼仪体系与行政体系中官职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封禅礼中封玉牒仪执事官身份的变化为中心

从汉到唐,封禅礼中封玉牒仪逐渐细化,由封玉牒变为封玉牒、封玉册两个步骤。在仪式中,皇帝一直扮演亲自行封的角色,但仪式的执事官却在不断变化着,由汉代太尉、尚书令和太常的组合变成了唐代太尉、中书令和侍中的组合。礼仪事务中执事官身份的变化滞后于其它日常政务运行中官僚体制的变化。因官僚体制变化而产生的行政体系与礼仪体系中职官地位不对称的矛盾,既反映了礼仪体系的调整滞后于行政体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一种协调与制衡。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从郡县沿革探讨东瓯都城地望

汉唐以来东瓯故地的建置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与东瓯都城有关的东汉"章安县东瓯乡"在永和三年独立为"永宁"县后,演变为唐宋以来的温州和台州南部郡县。《新唐书.地理五》语"黄岩,本永宁"概括了唐代黄岩县原属汉永宁县故地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贵族墓葬的地理位置,与汉唐以来东瓯都城故地的郡县沿革史吻合,应距东瓯国都城遗存不远。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湘潭地名源流考

秦置湘南县,县治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梁天监（502—519年）中,置湘潭县,辖今衡东县及攸县西乡地域,治今衡东石湾附近。以县治临湘江,境内湘、洣、浊、永乐诸水多深潭,故名。唐天宝八年（749年）,迁置湘潭县,县治从石湾迁驻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城塘镇）。其时湘潭县域,约为东汉时湘南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