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

“二重证据法”是结合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探究史实的方法,以此作为考证“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教学案例,在课堂中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研习史学的能力。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

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顾颉刚的历史教学思想及其实践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讲义从体例到内容都有诸多创新。他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夫和浓厚的问题意识,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训练,提倡师生之间展开学术论争,主张培养史学研究专家和通俗史学工作者两种人才。由于教学方法得当,带出了一大批名家。     

试论钱大昕的历史考证学

我国古代的历史考证之学,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鼎盛,考证名家如夏夜群星璀灿夺目,钱大昕则是其杰出代表。总结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新史学的繁荣服务,是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任务之一。一从事历史考证,首先要解决目的问题。顾炎武等人以考证为手段,以经世致用为目     

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

2004年史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对《格萨尔》全方位的研究与考证。对其他少数民族史诗和史诗方法论的研究也有新的拓展。在研究视野上,大多通过史诗内容与史诗人物的追根溯源,探询史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在方法上,部分文章以个案为例,以丰厚的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考证。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网络热词“给力”及其英译研究基于对应语料库

本文以2010年网络热词"给力"为例,从其起源考证起,以自建小型语料库为参考,探寻该词的使用现状和英译策略,从而试图探析网络热词的翻译方法。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王世贞的碑帖证史

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王世贞十分重视史学考证。他研究碑帖,其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证经证史。王世贞以碑帖证史,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以碑帖证史之讹,二是以碑帖补史之阙。同时,王氏-~,Jll文献来考证碑帖的真伪与正误。王世贞以碑帖为文献资料,考证史书,扩大了史料来源,也促使史学不断开拓领域。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诗经·国风》中动物名称英译的考证——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

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译作中所出现的全部58个动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利用跨学科、综合性的考证方法,即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视角对其英译进行具体考证,考证结论是《秦风·小戎》一诗的＂文茵畅毂,驾我骐＂中的＂骐馵＂被译为＂Black horses with white legs＂是译者＂创造性的叛逆＂的体现。翻译中的细致、正确的考证行为和过程对中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启发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两方面：①能正确传播中国文化;②有助于我国译论建设和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学生考证热现象心理学研究——基于教育学专业大学生考心理咨询师现象分析

大学生考证热现象反映了当今社会背景下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盲从和缺乏对自我价值定位的思考。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教育学专业的大学生跨考心理咨询师现象心理分析,结果表明：（1）大学生盲目考证现象趋势严重,人数偏多。（2）大学生盲目考证存在二种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3）影响大学生盲目考证现象的心理机制：失业恐慌心理、完美人格、自我定位不清晰、自我成长需要。     

《真诰》用韵年代研究

以《真诰》前十八卷所有韵文为考察对象，通过对《真诰》用韵分析，并将其用韵特征与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诗歌用韵进行比较，根据比照结论，从用韵角度考证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主要在晋代，但少部分文献应为齐梁时期写定的，与从文献角度考证的年代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了两种考证方法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说明利用道经中的韵文用韵考证道教典籍的写定年代是可行的，同时也证明了道经的用韵与当时的文人诗歌的用韵系统一致性，为考证道经成书时代开辟了另一途径。     

谁解其中味——评红学三派

本文对红学三派的利弊作了简要评述。作者认为，旧红学以索隐为主，可称之为索隐派；新红学以考证为主，可称之为考证派；而着眼于文本的阐释，可称之为文本派。索隐派以影射的眼光读小说，试图将《红楼梦》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读者的联想，不一定可靠。考证派只承认与作者和版本有关的实证材料才有价值，无视《红楼梦》在文学世界的地位，其眼光不免偏颇。文本派致力于《红楼梦》文本内涵和写作技术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失误，但务必防止过度阐释的弊端。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也谈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证--兼与项义华先生商榷

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一文对光复会创立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辨误证伪的考辨,并形成相关史实的推定。文章采取史料排比、求同存异的考证方法,也对相关史料做考证,建构光复会创立的相关史实。在此基础上,对项文的考辨提出商榷,意在呈现史料考证的两种基本方法,供学界参考。     

文学史与考证学

考证是清代学术中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方法。近世学者用于研究古代文学,使文学史研究成为一门兴旺的学科。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从属于文学史研究基本任务,为历史地解析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提供基本依据。考证重在证据,思维也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