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周公作《周礼》”说评析

《周礼》一书于诸经最为晚出,且记载多有不合之处,因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刘歆最早提出《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道,经过礼学专家郑玄的认可,这种说法后来得到更多的认同,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也延续此说。为了弥合"周公作《周礼》"这一默认前提,孙诒让有时不得不勉为其说,把歧异之处解释为时代差异是最常用的方法。孙诒让的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个人局限,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都是他延续旧说的重要影响因素。     

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音义辨正——兼释“孟夏草木长”之“长”

一些译本、教材等对于陶渊明诗歌《归园田居》其三"道狭草木长"一句中的"长"字注音释义颇有分歧,意见有两种,一是应读cháng,作形容词,义为"长短"之长;一是应读zhǎng,作动词,义为生长旺盛,丛生。孰是孰非?从词语"草"、"木"及"草木"与其后词语的搭配情况,以及诗句意义、陶诗用语规律等角度来看,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应为动词,读zhǎng,义为"滋长"或"丛生"。另外,陶诗《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中的"长"也应为动词,读zhǎng,义同"道狭草木长"中之"长"。     

简帛《五行》篇的发现与研究

简帛文献《五行》篇出土后,国内外各界学者对简帛《五行》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诸如简帛《五行》篇的创作时代、作者、学派归属问题;简帛《五行》篇的比较研究;思孟"五行"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关系;荀子为何对思孟"五行"学说进行批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思孟"五行"说,也得以知道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所批判的"思孟学派"是于史有征的。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     

“国家哲社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焉可错谬百出——对黄浩教授《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的学术批评

所谓"出生"和"长大"都不曾离开过"神水"的"文学信仰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今天"人们对文学失去了信仰"的这一结论也不能成立。《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一文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但其主要观点是极端片面化的,而且在论证的过程中也错谬百出。尤为严重的是,该文充斥着煽情性的宣称、臆想性的断言、绝对化的措辞和非逻辑的表述。该文是一篇冠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是一篇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文章。而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吃惊,也让人深感忧虑。     

《有所思》与《上邪》两首诗的互文性解读

关于汉乐府《汉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与《上邪》的关联性研究,以庄述祖和闻一多为主要代表。前者认为这两首诗是"男女相谓之辞",后者认为这两首诗"各篇独立"。但就这两首诗的本事、结构、情感而论,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互文性逻辑(文本间性逻辑):第一,《有所思》与《上邪》在本事上互相补充,以构建起"层类型发展"的完整本事;第二,《有所思》与《上邪》在结构上首尾衔接,以形成密合无间的文本故事;第三,《有所思》与《上邪》在情感上前后呼应,以形成连绵接续的情感场域。因此,这两首诗实属一篇,是无名氏代女之言。后文本是对前文本的镶嵌与转化,是集体回忆的延续以及诗性还原。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柏拉图:哲学视野中的爱与美——一种神话学的建构

柏拉图与其他希腊哲学家一样延续了神话的主题,不同的是将神话拆解成了一个个元素,建构了理式论,有关爱神和美的讨论是它的组成部分。《会饮》篇描述了在爱神引领下,通过"学习"和"了解"逐步达到"以美为对象的学问"的自我救赎之路;《斐德诺》篇描述了在爱神"凭附"下,通过"迷狂"和"回忆"逐步升抵"美本体"的被拯救之路。对于柏拉图来说,本真的知识是美的知识,高尚的爱是对美的爱,美学就是哲学。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桃花源记并诗》的“志怪”笔法与“田园”意象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既有真实而浓郁的田园风情,又弥漫着一种虚无飘渺的神怪色彩,既有志怪故事的叙事特征,又有文人诗的补充和点缀,作为六朝文人志怪书的集大成之作与其他田园诗相映生辉,诠释着诗人＂任真＂、＂自然＂的生活现实和生命境界。     

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

永明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永明文学的辉煌。但是由于南齐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颙、谢朓等人,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诗品序》和相关史书的文献记载,在分析王融诗作声韵规律的基础之上,结合王融本人的文学和声韵学修养及其生活环境,可以说明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倡作用。     

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分裂与置换——析《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恩萧

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和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分裂”、“置换”这两个概念分析,《呼啸山庄》中女主人翁凯瑟琳的死亡悲剧是源于她内心深处既追求理想化爱情又追求现实爱情的“兼得”心理。“理想”与“现实”这两股力量在她身上相互对抗,势均力敌,最后将她的精神撕裂。传统文学批评拔高了该小说中男女主人翁爱情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反映了在艺术的“安全”领域里,作者与受众喜好将理想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心理。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     

论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

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表情方式，作者借悲伤的歌诗艺术而实现情感净化与自我慰藉。它沿曹植一陆机一陶渊明的大致走向而展开，渐次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既呼应了此期尚悲的社会风习，也无形中加速了对建安风骨的背离。     

叛逆与超越: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先锋性

纵观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由女性小说的先锋性特质所带来的变化与革新是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动力。三十多年间,女性小说的先锋性经历了从初现到凸显,再到张扬,直至消解的历史嬗变过程,在对传统美学秩序的叛逆与超越中,建构起女性独立的话语空间和文体模式,实现了自觉自信的女性文化;女性小说批评中"遮蔽"与"敞开"的碰撞,显示出创作与批评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为女性小说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创作主体自身先锋与传统的矛盾统一,又预示着女作家的反抗之舞同时也是镣铐之舞。     

《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和中文学的熏沐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石与第一座里程碑,更以其特有的思想、文化意蕴为后世中国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纪元般的范式：“风”蕴含的生活之“真”,“雅”昭告的典范之“美”,“颂”彰显的伦理之“善”,均被后代的统治者用作教化人心、改善民风的圭臬。诗虽有“六义”,但真正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向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刺比兴”,此由白居易身体力行,后代作家和学者又将其发扬光大。历时地考察各个朝代对“美刺比兴”的接受,正是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谓“垂直接受”方法在“诗经学”研究中的一种合理运用,而在对每个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接受者进行考量时,则需要对其中的历史时间和这位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加以辨析,这又是曼弗雷德·瑙曼提出“接受约束”概念时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借鉴。本文拟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出发,对《诗经》施加于后世文学的影响进行剖析,再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要旨给予综合评说,以期为传统文化的递嬗承接提供参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策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