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及其控制的经济分析

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犯罪人犯罪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国家和社会控制犯罪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与国家、社会的犯罪控制成本以及二者之间呈动态平衡关系.摆正这些关系,才能为如何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单位犯罪控制的经济学思考

该文概述了单位犯罪的原因和理论界对单位犯罪社会控制的探讨情况,基于单位犯罪行为的谋利性和单位行为的明显理性,建议借鉴犯罪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控制单位犯罪行为,主要路径是提高单位的犯罪成本、降低单位犯罪收益、控制犯罪市场和增加合法收益的机会。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控制的路径选择

短信诈骗近年来长期处于高发态势，犯罪人利用被害人的心理弱点设置骗局骗取财物。短信诈骗案件的频发包括制度、社会以及个体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社会宣传、法律规制、技术防范、行政监管和责任追究等路径来控制短信诈骗犯罪。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     

防治职务犯罪的理性思考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探讨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提出其预防和惩治措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基于"寻租"理论和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研究职务犯罪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或建议:应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提高破案率,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从社会化要素认识犯罪的路径

对于犯罪的研究,通常是从社会整体的层面来讨论犯罪对社会整体的影响,甚至于对犯罪人的研究也多以社会整体的现实价值来度量。从犯罪人的社会个体属性的形成过程即社会化过程来研究犯罪问题,可以对死刑和行刑及罪与责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理论基础,有利于对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也体现了对人类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     

仅因被哄骗而放弃犯罪宜认定为犯罪中止

目前刑法主流观点认为,在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被害人的哄骗而放弃犯罪的,构成犯罪未遂。但是,根据哲学的内外因关系原理以及刑法学有关理论,此种情况宜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犯罪人完全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那么仅有被害人的哄骗这个外因,是否选择放弃犯罪,仍然取决于犯罪人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选择放弃犯罪的继续实施,且有效地避免犯罪结果的发生,则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宜认定为犯罪中止,以彰显"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     

我省经济犯罪经济分析初探

本文首先肯定经济犯罪是犯罪人理性的选择 ,是犯罪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产物。接着介绍了犯罪经济分析的基础 ,进一步结合我省经济犯罪现状 ,分析犯罪需求与犯罪成本、犯罪成本与犯罪价格、边际效用与犯罪需求的关系。最后应用价格体系的效率规则 ,对经济犯罪个体和整体的发生、发展进行剖析。得出结论 :①经济犯罪是理性的。②我省经济犯罪高发是“合理”的。③随我省改革的深入 ,经济犯罪将逐步稳定并最终消灭     

从“他者”到“主体”——一项关于犯罪人自我归因的实证研究

运用在东北某监狱的实地调查资料,对犯罪人的犯罪自我归因进行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可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作出外部归因的多于内部归因。在作出外部归因时,犯罪人强调的是受害人的人格特征以及社会环境;作出内部归因时,犯罪人主要是将犯罪原因归结为自身的人格特征。犯罪人在对自己的犯罪原因进行归因时,是倾向于作出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与他们是否关心村委会工作、与邻居的交往、与受害者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和法律意识相关。对犯罪人的自我归因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改造犯罪人的效果有积极的意义。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论犯罪欲抑制及其心理预防

在犯罪的原因系统中，犯罪人的主观因素是犯罪个体原因之一，而犯罪欲则是一切故意犯罪产生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前提。抑制犯罪欲是犯罪心理预防的根本，要抑制犯罪欲，必须通过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根本上提高人们控制、纠正自身犯罪欲望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无法有效控制自身犯罪欲望的人，应加强条件预防，从外因上预防犯罪。针对已经违法犯罪的特殊群体，加强有效的特殊预防，减少其对社会反复进行危害的可能性。在大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仅要在理论上探讨罪因，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是把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尽快运用于实践中。采取各种盲棒西闻枉的而防措，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犯罪被害人责任制度构建

传统刑事法把视角仅落在犯罪人身上,易忽略犯罪被害人的过错从而加重犯罪人的责任。然而,被害人也存在责任问题,认清被害人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犯罪被害人责任制度,意义重大。这有利于回归社会正义、也有利于犯罪预防路径的开拓。     

关于对犯罪记录予以隐私权保护的思索——从刑法学和犯罪预防角度进行的初步检讨

犯罪记录被排斥于隐私权范畴之外,使得犯罪记录可以被肆意传播与无限制公开,进而导致有犯罪记录者所遭受的非规范性评价无限扩大化,严重阻碍了犯罪人的社会回归和重新正常生活,成为诱发二次犯罪的根源之一.作为关系犯罪人能否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因素,犯罪记录的隐私权保护值得从刑法上进行关注和思索.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犯罪人权益的合理平衡为路径,通过推动犯罪记录由公共信息向私人信息性质的转换,并最终通过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来对犯罪记录的使用和保护加以规范.     

犯罪效益论

本文从构成犯罪主体自身因素的变化与犯罪结果变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思路，提出犯罪效益概念，以期更具体地研究犯罪问题。从犯罪的动态过程来看，犯罪效益包括犯罪的组织形态、犯罪能力、犯罪的物质条件、社会控制能力和被侵害对象五个变量因素。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犯罪正日益由个体犯罪向有组织型犯罪发展，如何对其防范和打击，是犯罪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适用探究

未成年犯罪现象自产生起就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在我国,如何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刑事理论与实践的目标与任务。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治与帮教。当下,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非监禁刑已广泛应用于各国。我国也存在着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监禁刑,但仍然存在诸如非监禁刑种类单一、具体操作不便、监督滞后以及缺乏专门的非监禁刑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在具体适用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之前应针对现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适度的扩大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的适用也有着特定的价值。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     

论犯罪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高发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犯罪的成本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犯罪、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促成立法上的谦抑、司法上的慎刑、执法上的威慑和守法上的理性,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体系和有效地犯罪控制机制以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犯罪控制的刑事审判之法理分析

刑事审判是犯罪控制的基本机制,有其内在的机理、功能和目的,通过法律性、公力性、程序性、刑罚性、恢复性、强制性的机制和方式,促进了犯罪控制这一社会工程的建设、运作与维护,体现了法律的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之目的,实现了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在现代法治社会,提倡恢复型司法,刑事审判通过刑罚,一方面惩罚了犯罪,实现了社会防卫和社会控制;另一方面诉诸强制,诉诸改造、矫正,让其回归社会,重新成为守法的公民.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应该树立和发扬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法律至上、正当程序、法律平等、程序优先等法律理念,健全和完善人权化、法律化、理性化、公平化、大众化、正当程序化的刑事审判制度,进一步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推动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促进犯罪全面控制的实现,促进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权保护.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对我国犯罪治理的启示及应用

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在面对犯罪治理问题时采取的策略选择构成了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寻求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新的理论依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国的犯罪治理应吸收和借鉴上述理论,推进日常式犯罪治理,强化犯罪治理中多元化机制与社会参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参与犯罪治理的激励机制,并促进社会对犯罪人的吸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近年来“小恶魔”成为媒体热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法经济学思想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解决途径。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犯罪具有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未成年人非经济学意义上完整的“经济人”，现行制度下未成人犯罪存在成本过低，惩罚面临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存在责权不清、反向激励等现象。因而，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以及惩制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成本的特殊性，需要微观化现有惩罚机制、理清未成年人犯罪的权利义务、构建多方位未成年人犯罪补偿机制的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未成年人犯罪动机及特征，为探索更好的犯罪惩罚及补偿制度提供启示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