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与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与现时代的生态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中心论否定自然的独立价值,这种思想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使生态系统恶化。而生态中心论认为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的独立价值,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是人类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     

试论生态社会的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

本文探讨了生态伦理演化的大体历程 ,提出应当超越“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论争 ,树立“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并分析了目前生态伦理学说的缺陷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困境。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意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坚持从哲学价值维度、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视角来探寻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缺陷在于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结论,造成了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的缺失。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启示在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资源的挖掘,并始终立足于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环境正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基本命题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其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基本维度进行思想体系构建。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为思想原点，解决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元哲学问题；以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等为逻辑展开，从文明形态、发展道路、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以生态政治领导观、生态系统治理观、生态法治观、生态全民行动观、生态全球共赢观等为方法论指导，回答了“怎么建设生态文明”现实问题，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总的遵循，为建设美丽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自然价值论对人类主体的双维度定位

罗尔斯顿在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生物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论,它充分地体现了人类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罗尔斯顿在自然价值论中对人类采取了“双维度”的定位,既肯定了人类主体在自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了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高于一切主体性价值。自然价值论对我们在推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照指导作用。     

从“文明”含义的演变看西方文明中心论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文明理论逐渐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然而西方文明的自豪感、优越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等成为其新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为利用各种合作关系而展开的文化殖民,或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明＂的概念及相关文明理论的考察,认为西方文明中心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挑战,而多文明中心理论,多文明起源理论以及人们对文明的深刻反思其实都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能够正确认识非西方文明,从而实现多文明的共生与繁荣,才是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前提。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应该承认,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当代国外左翼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生态帝国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霸权突破主权与制度的约束,向全世界范围拓展,以不平等、非正义的方式从落后国家掠夺资源和财富,造成国际间贫富差距和欠发达地区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现象。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帝国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新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本全球积累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从不同维度批判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性与反生态性,倡导构建生态公平基础上的“全球生态共同体”。正确认识国外左翼学者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对认识全球生态治理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途径,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理论形态之间在生态文明层面具有内在逻辑性、一脉相承性,体现出直觉、反思、发展、成熟四个显著的阶段特色.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是世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对我国今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发展与生态问题提供积极借鉴,为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打开了新维度.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方案——福建确立生态经济优势的战略构想

经过几年实践,中国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已呈现出诸多特点,福建的生态经济发展态势令人鼓舞。本文强调指出,若使中国模式结出硕果,关键在于把建设生态经济大省的过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工业化道路和建立节约社会的过程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型,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析生态道德观

在全球规模的环境危机下,生态道德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生态道德观是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后获得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性认识,其核心理念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生态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人地公平”。确立生态道德观念,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实现人类活动方式、行为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不同于以往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危机由人类自身活动和生产引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不仅关注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逻辑,还提出了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戴维·佩珀虽然是地质学家,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他对各类生态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析,将生态实践导向生态政治、生态治理,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延伸,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就无法绕开社会正义,或者说实现社会正义就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不应被颠倒,在争取自然权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类权利。同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也更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的科学生态观。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论生态灾难的历史演变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生态灾难已经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社会灾难形式。生态灾难对于人类社会的破坏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灾难的发生与人类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方式有关。从发展趋势上看来,生态灾难有着与人口经济增长成正比、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加剧、形式多样化的趋势。     

公民环境权入宪与生态和谐建设

随着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更多人的共识,环境权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认可,并写入相应法律文本中。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虽经不断改革和创新,但仍无法全面控制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为更好地保护环境,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应借鉴国外部分先进国家的经验,将公民环境权明确写入宪法中,为生态和谐建设提高宪法保障。     

拉美国家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继经济发展问题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拉丁美洲作为生态环境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由于急于求成的发展思路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现代化进程中造成了令人惋惜的生态环境灾难。森林大面积损毁、淡水资源紧张、土壤平衡破坏、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堆积等环境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20世纪中后期,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拉美国家广泛形成。多渠道保护森林资源、精致型的城市化道路、把握全球化的正面契机为拉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与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拉美国家的教训与经验对于协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有重要启示。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法律性质的理论探讨

在国际流域资源的利用及保护中,各流域国极力争夺开发利用权,却怠于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导致国际流域水量短缺、水质污染、水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重.设置有效的制度约束生态损益行为,激励生态增益行为,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必须厘清.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这种财富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物质财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富即生态财富.要保护这一共同财富,需要在国际水法中,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及协商原则等为指导,建立和完善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和对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     

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立法对刑事证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建立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应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遵循事前保护与事后救济,预防性保护与惩罚性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生态权利观的多元聚焦与差异整合

环境法学不仅视生态权利为人权的组成部分,也把它当做生态社会中其他权利的基础。生态政治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了以广泛的权利为前提的个人和社会的生态责任。生态哲学所强调的生态权利是以认同自然界的权利为基础的人的权利。多元生态权利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态权利的对象性规定、生态权利的主体性界定、生态权利的代表权确立等几个方面。只有回到生态权利的原始发生地,通过对生态权利观的根源分析,才能整合观念差异,以获得共同同意的、从而具有普适性的生态权利观念。     

环境殖民主义批判

环境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本性在环境领域的体现和拓展。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发达国家不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与原料燃料等,还通过多种方式把有毒有害废弃物和垃圾输往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殖民根源于资本的求利本性和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环境殖民主义。